张贤亮的文学景观：书写肉欲是为宣泄苦难

网友评论()2014.10.02 第90期 作者：曹寇

引言：2014年9月27日，当代著名作家张贤亮病逝于银川，享年78岁。作为文革后最早书写“伤痕”的代表作家，张贤亮的作品因注入大量性和政治因素而一直饱受争议。如今斯人已逝，但张贤亮仍在被广泛的阅读和解构。小说家曹寇认为，“受难者”张贤亮的题材选择和书写方式属于一种艺术上的诚实，他向我们提供了个体在一种极端状态下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景观。

中国神话传说《田螺姑娘》，其实是很值得说的。一个穷光蛋，长年处于食物和性的双重饥渴之中。而田螺姑娘的出现则一举解决了这两个基本的生理问题：作为米缸的螺壳，其中的稻米永远也吃不完；从螺壳里走出的肉身，则成为永恒（长生不老）和优质（女妖或女仙无不貌美）的“炮友”。你说这是古人的意淫方式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仅仅是基本的生理问题。

确实，中国人太苦了，既然是当牛做马，所以一直以来属于统治者“牧”的对象。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大家对猪狗不如的生活的痛恨跃然史册。同志们，冲啊，一定要过上猪狗那样的生活。剩下的就是“感恩戴德”了。可惜几千年来，过上猪狗生活的所谓盛世当然也有，但战争和灾荒更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下，你想吃饱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俟日子安稳了，必须创造出八大菜系来暴饮暴食；家破人亡，妻女为奴，既然也很常见，所以有能力重组家庭时必须妻妾成群，最大程度地交配繁殖。实在没指望了，世界如此动荡，欲望无法满足，怎么办？只好必须强调“平常心”和“知足常乐”了。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亦非“真相”，它只是一种描述。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人来自基本生理问题的苦难确实是一种常态。而事实上，这一苦难观是狭义的，在广义上，大观园里也有苦难，黛玉一干人等就是那些正在受难的可怜之人。只是中国人主要对付的还是生理问题，对于精神苦难就不多说了。

既然生理苦难是为常态，那么它的变态就是顺理成章了。在忆苦层面，“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这种炫耀，经常是中国长辈在晚辈面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是“成功学”所唾沫四溅津津乐道的。不过，既然富贵和享乐不足以骄人，逆来顺受式的受苦受罪又有什么值得骄人的？如果我们承认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如果我们尊重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苦难史就毫无炫耀的必要，更非“成功学”的必修课程。“多难兴邦”及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在我看来其逻辑是并非因果，而只是一种偶然性的现象统计学，它们所侧重的并非苦难，而是担当。视之为因果，是要沦为莎朗斯通针对2008汶川地震的发言那种荒谬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张贤亮的小说。

在《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名作中，作者描述了我们这个民族近期最大的生理苦难，其惨烈可谓亘古未有、触目惊心。诚如朱大可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在张贤亮自传体小说的语汇里，肉是两种隐喻的复合，它不仅意味着情欲，也意味着食物、金钱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在另一方面，灵则隐喻着纯粹理性、知识分子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忧患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主人公肉层面的极度匮乏和畸形，较之他在灵层面的极度亢奋和满足，后者更为触目惊心。他不仅因为生理苦难最终在马缨花那儿获得了肉欲虐恋，也在《资本论》中获得了精神虐恋。双重虐恋正是章永嶙那个近乎虚脱的身体所荡漾的全部真相。

换言之，张贤亮向我们提供了个体在一种极端状态下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景观。它既有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正确性”和可读性，亦有文学本身的“惯性”和号召力。极端状态下的人和社会，一直是文学题材中的抢手选项，亦堪称文学传统。古典文学几乎全部如此，且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奥威尔的《1984》、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茨威格的《国际象棋大师》、加缪的《鼠疫》，包括莫言的绝大多数小说，也是。日常或庸常生活，直至现代，才进入文学主流。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与此有关，即“极端-日常”的对立。

张贤亮作为一位政治受害者和生理受难者，文革结束后，他的题材选择和书写方式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属于一种艺术上的诚实。可谓“生逢其时”。不过，将之归为“伤痕”“反思”，只是一种政治归纳，与其写作本无关系。在我看来，政治和思想层面，张贤亮乏善可陈，并未跳脱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己身-国家”的粗陋格局。但这并不重要。蒲松龄究其一生所叙述的那些故事，全是忠孝节义，见识从未高过一介村夫。譬如《侠女》，她既不叛逆，亦无魅力。她仅仅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工具，复仇的工具，也没耽搁成为书生顾省斋的交配和生育工具。大小节全部过关。但小说仍然是好小说，蒲松龄仍然是蒲松龄。

思想性以及政治功用，从来无法确保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如果张贤亮的小说不是因其特殊的时代政治因素，亦非因作家的死亡，仍被人反复阅读赞美，那将是因为文学本身。

曹寇，生于1977年，著有小说集《越来越》、《屋顶长的一棵树》、《躺下去会舒服点》，长篇《十七年表》，随笔集《生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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