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亚诺：上帝抛弃人类后，作家还能做什么？

网友评论()2014.10.14 第93期 作者：董强

导语：二战之后，欧洲人直接动摇了关于人的信念，在西方现代文明以及上帝将人彻底抛弃的背景下，一个作家究竟还能够做什么？生于战后西方经济复苏之后的莫迪亚诺既继承了犹太人的痛苦，又有着法国本土“异乡人”的境遇。他如何终其一生在废墟之中寻找一整代人的命运“赋格”，并为这些普通人书写“反英雄”的哀伤童话。

法国作家莫迪亚诺荣获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为他撰写了一个简洁的颁奖词，极其贴切地概括了莫迪亚诺的文学特点和成就：“他以其记忆的艺术，展现了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重现了德军占领法国时期的生活世界”。

令人极其遗憾的是，一个如此简短的颁奖词，却出现了各种错误的中文翻译版本。这一方面显示出，人们面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得主，确实有些手足无措，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今对外国语言文学的整体上的无知。从这个颁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面既没有对记忆或者对人类命运的“召唤”，更没有对“占领”的“揭露”，而是紧紧抓住了莫迪亚诺的文学特色及其表现的内容。

对于一名普通的读者来说，这个颁奖词其实就是打开莫迪亚诺文学世界的最好钥匙。

为了更清晰，我们可以倒过来读。首先，“重现德军占领法国时期的生活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文明以及欧洲人最大的梦魇，是最深的痛，也是最大的恶。有趣的是，在法语中，痛与恶是同一个词：le mal。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用的就是这个词。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对欧洲文明的信念，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残害，焚尸炉的存在，则直接动摇了欧洲人对人的信念。所有大作家都无法不面对它，写出了许多名作，其中包括我们读者熟悉的女作家杜拉斯。然而，与这些作家相比，莫迪亚诺与众不同。首先，他本人就是犹太人的后代。他父亲是来自意大利的犹太人，他母亲来自北方的佛兰德斯。他在婴儿时最先接触到的还不是法语，而是佛拉芒语。从“身份寻找”的角度来说，莫迪亚诺具有多重性：既继承了犹太人的痛苦，又有着法国本土“异乡人”的境遇。

他的家庭对他的创作影响巨大。他经常表示，他之所以对二战时期德军占领下的巴黎那么感兴趣，就是因为父母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生了他。196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被伽利玛出版社接受，第二年正式出版。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场景，经常被人引用：一名德国盖世太保在巴黎街头问一名路人，星形广场（即凯旋门所在的广场，因其通过各条大道向四面散发而被称为星形广场）在哪里？殊不知那个路人是名犹太人，指着自己的胸口左方心脏的位置说，就在这里。在这部小说中，莫迪亚诺作品的主题、语言风格、氛围，都已经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下子引起了文坛的瞩目。接下来的《夜巡》（1969）、《环形大道》（1972）和《暗店街》（1977），都围绕同样的时期和主题，在这些小说中，具有相当大的杜撰成份，父母的生平故事构成了他恣意想象的跳板。有批评家将其中除《夜巡》之外的三部作品称为“占领时期三部曲”。这些作品每次出版时都冲刺法国文学的最高奖龚古尔奖，到最后一部《暗店街》时，终于如愿以偿，从而奠定了莫迪亚诺作为法语世界一流文学家的声誉。

其次，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与二战题材有直接关系的作家分为明显的两派，一派是胜利者，占有道德高度，比如杜拉斯，马尔罗，诗人勒内▪夏尔，等等，另一派是法奸，即所谓的“合作者”，而且在作品中往往显示出明显的反犹倾向，其中最著名的有勃拉齐亚克，在战后被判处死刑。而其他得以躲过法律制裁的具有类似倾向的作家，如《黑夜尽头的旅行》的作者塞林纳、因与香奈儿的亲密关系而为人熟知的保罗▪莫朗等，则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抬不起头来。莫迪亚诺则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因为他根本没有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从文学比喻上来讲，他生活在德军占领时期的“影子”中，因为他父母经历了这一时期，而这经历直接影响到了他的童年、少年时光。莫迪亚诺的小说叙述者，从一开始就是进入了青年时期的成人，却拒绝带着理性去接受自己的身份与处境。他是一位描述“影子”的大师。在其最新的一部小说中，他特意引用了司汤达的一句话，可以视为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描述事实的影子。

他父亲作为犹太人，曾被抓起来，塞进了送往集中营的囚车，却在最后关头被释放了。许多迹象表明，是一位盖世太保的高层在关键时刻替他说了话，保住了他的性命，同时，在二战之后，那位可能保护了他父亲的人被处死了，而他父亲则幸运地逃过了追究的法网；她母亲作为演员，也在盖世太保的文化机构中演出。他们两人究竟是怎样度过德军占领时期的，对小莫迪亚诺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同时，他父亲为了谋生，在德军占领期间进行地下的黑市交易，在其生活圈子里面，大都是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二战结束之后，他父母关系失和，最终导致离异，两人对孩子都缺乏爱护，经常将他与弟弟托付给他人代管，或者直接送到寄宿学校。小莫迪亚诺与自己的弟弟相依为命，后来，惨剧发生了，他弟弟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死的时候只有12岁。这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他父母的经历，注定了他既是受害者，又没有道德制高点；同时，作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他也无需为父母一代背书，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痛苦与迷失。由于孤独，他经常离家出走，在学校里，他也经常逃学。这种离家出走和逃学，在西方语言里叫fugue，懂音乐的人知道，巴赫音乐中的“赋格”一词，是同一个词。从艺术角度讲，莫迪亚诺的小说有点像“赋格”，也像是巴赫式的、对同一主题的无穷变奏。他所寻找的，是一整代人的命运。这就是颁奖词中所说的“展现了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的含义。为什么难以捕捉？因为他们正邪不分明，真实想法与真实事件都难以确定，他们是普通人，但仿佛又有着各自的个人传奇。这一点在他与著名导演路易▪马勒合写的剧本《拉孔布▪吕西安》（1973）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们酷似萨特所说的“反英雄”，同时，这种描写充满了一种温情，使得他的小说更像是童话。

最后，我们再来看颁奖词中最先出现的“记忆的艺术”，因为这是艺术层面而非内容层面的。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把莫迪亚诺比成了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确实达到了“记忆的艺术”的巅峰，为后人开辟了全新的文学道路。但是，这个比喻也会产生误导，因为莫迪亚诺与普鲁斯特有两个根本性的区别。一个是，普鲁斯特的“追忆”结果，是鸿篇巨著，整整七卷本，结构完美、统一，被人誉为大教堂一般的宏伟建筑。普鲁斯特是建起记忆的大教堂的大建筑师，而莫迪亚诺则既没有真正找回逝去的时光，也没有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建筑。他的世界是碎片式的，更吻合当代世界的现实。另一个是，莫迪亚诺的“记忆”，并非真实的回忆。因为他根本没有生活在德军占领法国时期。他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想象。他有一个说法，叫做“我的记忆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说法当然非常美妙，让人看出他的文学想象力之丰富，但终究并非一种真正的回忆。因此，这“记忆”与普鲁斯特的记忆有很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是，普鲁斯特的世界有一个或几个能够支撑起整体世界的支点，比方说，著名的玛德莱娜小糕饼。叙述者马塞尔喝着茶，嚼着小糕饼，突然之间，一种类似的感觉回到自己身上，从而引出一段完整的回忆。在莫迪亚诺的世界里，这样的东西很多，却全部停留在碎片层面上，每个碎片带来的，依然是碎片和片段，从而形成一个万花筒般的拼贴世界，时光没有被“找回”，而是引向更深的空白，更大的谜。

其实，莫迪亚诺的人物，更多是波德莱尔式的，他很好地印证了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分析，以及对现代人的命运的定义。他的许多小说题目，如《废弃的街区》（1985），《废墟之花》（1991），《夜之草》（2012），都带有波德莱尔的回声。

严格地讲，瑞典文学院的这个颁奖词并不完整，因为它更多停留在了莫迪亚诺的早期作品上，尽管在后来的作品中，莫迪亚诺还会回到这一主题上来。莫迪亚诺的青年时代始于六十年代。当时的法国，21岁才算成人。也就是说，1945年出生的他需要等到1966年才算成人。出于对自己夭折的弟弟的怀念，他一度将自己的出生年份改为1947年，也就是他弟弟的出生之年。这就意味着，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并获得尼米埃小说奖的时候，他才刚刚成人。他的小说世界一直在60年代与德军占领巴黎的40年代之间跳跃、交替。最典型的莫迪亚诺叙述者是一个刚刚成年的人，拒绝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成为成年人。他要弄清楚自己的过去，才肯接受自己。由于60年代是作者真实生活的时代，小说在讲述这一时间段时，相比之下，显得更加尊重现实背景，这在傅雷翻译奖得主金龙格翻译的《青春咖啡馆》（2007）中尤为明显。

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在上帝将人彻底抛弃的明证——大屠杀——的背景下，一个作家究竟还能够做什么？即便他遇上了60年代西方在经济复苏之后的美好年代。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废墟之中，寻找一朵想象的鲜花（《废墟之花》，1991）。

总之，莫迪亚诺以自己的经历与追寻，以他难以模仿、几十年恒定的文风，为西方文明吟诵着一首首温情的哀歌，一种西方19世纪象征派大诗人魏尔伦一般难以言表的细腻乐调，自始至终回旋在他所有作品之中，而悖论的是，欧洲读者在这种哀歌中听出了自己青春时期的亮丽与幸福。这也就难怪诺贝尔奖评委们对他如此青睐。

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法国政府骑士勋章获得者。2013年，他荣获法语世界的最高荣誉：由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