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比如说他的翠翠，翠翠非常美，而我们现在所有人看作品就只看到翠翠美。包括陈思和也说，我们评价巴金的作品非常容易，因为巴金的作品拿文学理论一套，就是里面有阶级，有资本家，有人名，有革命，我们一套上来就进行分析了。而沈从文的作品，我们看了《边城》觉得非常美，但是我们就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去说它。所以，鲁迅先生这样说过，他说你们不能理解我故事背后的深层悲哀。有一个理论家这样说过，沈从文身上有一种巨大的悲哀，如果说《边城》是当作一篇优美的小说去读，那么你错了，《边城》应该是具有巨大的悲哀，就是中国悲哀的情愫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们很多批评家说它是世外桃源，但是我们尽管也看到了优美的田园，宁静的江水，那种温婉的情感，确确实实表面上是这些东西。但是，从翠翠爱情的悲剧中间，我们可以感受到背后掌握翠翠命运的东西是什么，是一种传统封建很落后的东西控制着美丽的翠翠去拥有爱情，阻碍了她的道路。她实际上是一个悲剧，但是几乎我们国人全部把它当做是优美的散文式小说，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叫《菜园》，这篇小说真的是写得非常好，文字平淡无奇，如果你不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你可能什么都读不到。如果你顺着文字，沉下去读的话，那种巨大深沉的悲哀会敲碎你的灵魂。他就写母子两个人物，那个母亲是那个小镇上非常贤惠有点败落的家庭主妇，家里没有其他的人，她每天就是打扫庭院，过着一种类似小康的生活，种了一些白菜，卖白菜，然后在瓜田李下泡泡茶。她的儿子在北方读书，儿子读书以后儿子接受了新思想，这个寡妇非常思念她的儿子，有一次她的儿子回来了，给他妈妈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是带来了一个非常标志的媳妇，她妈妈非常高兴，然后每天三人其乐融融，就在那个小小的庭院里面过着一种田园式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乡公所来了几个人，请这两个年轻人到乡公所坐一坐有些事情要谈，文字很平淡，没有一种悬念在这里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两个年轻人被枪杀在城外，因为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全村的人都在讲这个事情，说这个老太太一定是呼天抢地，但是这个老太太非常平静，依然是默默的种菜，依然是默默的在喝茶，但是终于有一天她自杀了，什么文字都没有。但这胜过所有的文字，就是说她对旧制度、对黑暗、对残暴的批判，他不是在外在的投一个手榴弹，他不是说我在呐喊，他没有这种东西，他就是用这个平淡的东西把一种巨大的悲伤凝聚在太温柔的文字里，最后他撕碎了你的幻想，让我们明白一个制度它如果是残酷的话，那只有把它毁灭掉。他能够唤起我们的一种革命，他能够从深层中唤醒我们的革命，而不是一种“正义的火气”。而他的这种思考，跟当时所有的作家，左翼的作家也好，右翼的作家也好，是完全不同的，不是一种外露。在五四那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确实是处在青春期，我记得有一个作家评价，那个时候我们的作家太幼稚，写文章是非常的夸张，而沈从文是非常沉静地在写这个东西。沈从文这种独创的、独特的东西，你翻开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不多的。所以，沈从文不断的批评，非要把文学跟政治紧密、直露地连接在一起的做法。正因为他坚决的反对，所以很多人都误解了沈从文，认为沈从文是反对政治，反对文学跟政治的关系。他反对吗？如果说他反对的话，那么我来看看他的《寄丁玲》、《寄胡也频》，这比所有的批判都要强烈，他让我们感觉到他就记述这两个青年人在上海的遭遇来表达对当时国民政府的揭露和批判。当然，这也为后来他跟丁玲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当时他们三个人一起到上海办刊物，一起搞文学革命，后来丁玲的丈夫胡也频被抓了被杀掉了，丁玲也被抓了。这两次被抓都是沈从文在奔走呼号，而沈从文的奔走呼号丁玲对他还有意见，我觉得这个意见有点不合道理，说他为什么能够去国民党特务陈立夫那里去求情呢？就是因为思想观念不同，不同在哪里？因为沈从文是把这两个革命青年是做人来写的，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写的，写他们的优秀之处。但对丁玲来讲是不够的，因为在丁玲的观点中我是革命者，你没有把我当革命者来写，你就是否定我。两人的观点不同就说明沈从文当时他是在独立的思考，他是站在一个独立的立场上。

沈从文说过，政治怕什么？政治怕反对，政治最需要什么？政治最需要拥戴。他说思想最需要什么？思想最需要探索。所以，他个人尽管在我看来做的是一个大政治，这个政治是国家的政治，民族的政治，但是他绝不牵扯到具体的党派。因为你一旦加入了一个具体的党派组织之后，你就需要去拥戴，很难去反对。所以他把自己跟那些所有的党派割裂开来，所以他能够维护他个人的自大，有独立的政治立场，独立的文化立场，他可以维护他的这种东西。同样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面，他没有完全的舍弃，而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间找到了许多可以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东西来记录他的思想，进入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