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包含三个东西：自由、民主和科学。你再怎么有新的观点，这三点是去不掉的。当时沈从文到了北京，他想当北大的学生，一考很遗憾，没考取。就像宋祖英，她考我们的吉首大学没有考取，但却因此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歌唱家。沈从文没考取北京大学，但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后来还成了北大的教授。没考取他心有不甘，他坚持听课。他曾写了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告诉我们沈从文到了北京他的起点非常正确。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坛上当时有一个怪人，叫辜鸿铭，在大家都已经把辫子剪掉的时代，那个时候已经是民国初年了，已经没有辫子了，而辜鸿铭是在国外长大的一个中国人，他却还戴着一根辫子。有一次沈从文去听课，坐在后排，辜鸿铭上来了，带着一个西瓜皮帽子，甩着一根小辫子进来了，同学们满堂大笑，嘲笑他。辜鸿铭用扇子把桌子轻轻的一敲，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就一直印在沈从文的心里。他说同学们，你别看我背后还有一根辫子，剪掉这根辫子太容易了，但是要剪掉你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根辫子太难了，要独立思考。所以，沈从文听了这句话震撼很大，所以他当时就想，独立思考应该成为我的信仰。他不是把独立思考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数学方法，一种计算机的建模方法，他简直就是把它当做他的世界观，当做一种信仰，要独立去思考。

确实是如此，到了21世纪我们现代人的心目当中，我们心中的那根辫子究竟有多少人是彻底的剪掉了呢？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内心间的那种封建残余的思想就是那根剪不掉的辫子，至今还梦魇般的缠绕着我们。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像广东，汪洋书记来了以后提出再解放。我觉得再解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那根辫子没有彻底剪掉。我们党很多次的挫折中间，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有那根辫子，比如说林彪给他儿子选美的事，他是一个共产党但是他做的却不是共产党的事。他革了那么多年的命，但是心中的那条辫子剪掉了没有？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沈从文，把这句话建构成他的世界观。

现在进行一项比较，我认为当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想改变我们的现状，我们要强大起来，所以这种心中的焦虑走到极端以后，我们存在着严重的精神病灶。哪两个严重的精神病灶呢？一个是思想上平面的自由，一个是正义的火气。这两个我认为是当时文化焦虑的两个病灶。

第一个是思想上平面的自由。从平面化的思维来看，鲁迅先生提出了拿来主义，在这一批文化精英当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留住，只有丢到垃圾堆去的，丢到茅坑里面去的。鲁迅先生也曾经倡导不要读中国的书，他认为2000年的中国历史他反复看来看去，只看到两个字，哪两个字？吃人！我认为他看对了一部分，就是中国2000年来有吃人的东西，但是灿烂的中国文化，除了吃人的东西之外还有很多好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文化精英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平面的自由。所谓平面的自由就是相对于封建时代那个时候人们可以说了，可以去思考了，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思考是谁的思考？是我们自己的吗？是陈独秀的吗？是胡适的吗？都不是。是胡适、陈独秀和一大批文化精英拿着西方的思想在思考，或者说是西方的思想在这一批文化精英的大脑中间来进行思考。抽象的来看，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思想是100多年，可以再往前追溯甚至是2000年的历史它都有它自由的民主文化，它有这个土壤在里面，它究竟怎么在中国的文化中间长出来，我们的知识精英应该在这个里面怎么进行思考，没做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获得了思考的自由，没有获得自由的思考。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呢？思考的自由是指这个制度可以提供给你可以思考了，可以用这样的学术，那样的学术说话了。特别是当时民国初年，民国政府的领导们走马灯的换来换去，没时间来管理这些人，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想，我想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怎么想怎么说全是别人的，这个时候真的自由吗？没有。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己的思想，对西方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思想通过深入的研究通过自己生命的体验，然后再建构，再创造性地回答中国当时的问题，在当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但是不能说我们不能反思，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反思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干。

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的自由，但是我们自己真正能够做到了自由的思考吗？我觉得也很难。比如说一个思潮来了大家跟着转，现在年轻人中间有一股“韩流”，“韩流”一来韩国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所以，究竟我们自己在哪里？自由的思考是何等的重要。由于做不到自由的思考，所以当时对传统文化彻底的扫除，现在看起来是有残缺的。由于能够做到自由的思考，所以我们说沈从文他对中国文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他是能够做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思考的。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他不组党，他有的是朋友，但是他没有同党。他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唯有信仰真实”。请记住，他说的这句话是具有嘲讽的意味，他是嘲讽别人没有信仰。他其实有自己的真信仰，有自己真正的大政治观。由于没有自由的思考，形成了平面化的思考，所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到现在我们来审读一下，一种创造性转换的东西没有。所谓的创造性转换没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间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我们新的现代国家加以运用。比如说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数不清的优秀的东西，我们究竟怎么把它通过我们的转换在现代中间社会当中加以运用。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好，而是我们的研究者没有很好的用自由思考的观念，用自己个体对中国生命内容、生活内容、社会内容进行穿越之后再思考。

比如说陈独秀，陈独秀他组党之前和之后是截然不同。组党之前是打倒旧时代的一切，他甚至说过这样话，他的这种对旧时代的批判是不容别人反对的。到了晚年陈独秀进行了反思，这个时候他才发觉自由，真正独立的思考是对个人、对民族、对国家是何其的重要。

再比如说胡适，胡适的美式自由主义和陈独秀相比较，应该比陈独秀的自由度要更大一点，所以很多人都还是基本上把他界定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客观来讲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精英，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思维也是平面的自由。为什么？他所有的思想，所有拿来批判旧时代的思想全部是西方的，他基本上是一元式西化的观念。

但是，他后来也发生了变化，当他跟国民党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思考的自由。因为当时国民党残酷的统治中间，特别是对共产党残酷镇压，胡适这个自由知识分子多次放弃他的自由立场，他争取做政府的“诤友”，就是我给你提意见，但是我是衷心拥护你的决议。当国民党提出“总动员堪平叛乱案”的时候他是投了票的，如果他是有真正的自由思考的知识分子的话他是不应该投票的，这明显是国民党对另外一支民主力量进行扼杀，你不应该投这个票，但是他投了。甚至在蒋介石玩弄权术的时候，在蒋介石的政权不够稳定的时候，让他出来竞选总统，他又一次放弃了这个立场，他渴望拥有这个权力。所以，严格来讲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坚守五四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在跟国民党产生联系之前，他曾经对年轻人说：“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说这种话的时候，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个观点非常清楚，就是把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人格放在国家的自由和国家的人格的前面，你首先应该争个人的自由、个人的人格，然后你就等于争了国家的自由，这是一个经典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观点。比如说我们看美国的一些大片，美国大片经常有这么一个冲突在里面，就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比如说有很多国家的机密，比如说“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提出对所有美国国民的电话进行监控。但是美国的老百姓非常的反对，你不能把国家的权利放在人民的权利之下。所以，胡适当时讲的这个话他还是有自由思想的，但是他在“总动员堪平叛乱案”上签了字的时候他就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这是很让我们遗憾的。所以，争个人的自由，要把个人的自由跟国家的自由放在统一的位置之上，并且个人的自由放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