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如果说这个传奇还不够的话,那么他在创作高峰的时候他突然戛然而止,不写了,他是如此热爱他的文学事业,但是却在此时与文学一刀两断,转行了。虽然后面的人为他的转行推出了很多的理由,比如说他的爱好改变了,说他转行了其实对他本人有好处等等。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大家没说,就是因为他这杆笔,他这杆独立思维控制下的笔是无法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中继续自如的写下去,他不可能再给我们写出翠翠第二,萧萧第二,柏子第二,他不可能写下去,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不允许他写了,所以他转行了。当然,转行的成就也非常之大,在这里就不讲了。传奇还有,他是一生中把生命看得最重,我们现在有很多理论家都是这样说,把沈从文界定为一个生命哲学家,一个生命作家。他自己说过,我要构出一座希腊小庙,我要在这个小庙中间供奉什么东西?供奉人性。可是这么一个热爱生命的人,1949年以后在50年代初期曾经三次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个最纯粹的作家,但是也是遭人误解最深的作家,对他误解最深的表现,用一个词形容叫“全民误解”,这是很悲哀的。我们被一个人误解是很悲哀的,但是,你被全民误解你说这个悲哀有多大?但是他扛住了。特别难以忍受的是什么呢?他被他最好的朋友误解,被他同行误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谁跟沈从文的关系最近?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伟大的湖南湘西作家,在常德临澧县,就是丁玲。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用生命结成一个团队,在与旧的社会和制度进行抗争的时候结下的友谊,但是由于两个人的思想方向不同,轨道不同。因此到了后来深深的被丁玲误解,而唯独这一次误解是特别让沈从文伤心。沈从文一般是你骂他什么他都不回嘴的,但是这一次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也没写文章,只是跟其他人说了他心中的那种痛苦。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海峡两岸才对沈从文解禁。我这里有三个数据,我们虽然讲反对数据,但是有时候数据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比如说1994年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其中作了一个排名,这个排名在当时引起了文坛的震动,他将鲁迅排第一,沈从文排第二,巴金、金庸都排在后面,在当时引起了一片哗然。因为我们的习惯沈从文是谁?沈从文是“桃红色”的作家,你怎么能排在这里呢?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没有头脑的,他没有思想的,有人说他是没有思想的作家,怎么能排在前面?但是这个排名以后以后。接着在1995年,钱理群排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前七位,沈从文排在鲁迅和老舍的后面,排在第三位。到的1999年《亚洲周刊》排出了100位中国作家,就是将中国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文学艺术和思想比较的时候排出100位,这100位小说100强,我们可以猜得到排第一的是谁,是鲁迅先生,他的《呐喊》小说集是排第一的。然后排第二的自然就是沈从文,是《边城》。要是以单篇小说集算的话,沈从文是排第一的,因为《呐喊》是小说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中国的沈从文的研究应该说是风起云涌,当时中间也有很多波折,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了80多部专著来谈沈从文,有30多个专号专集,有数万篇学术论文。
所以,沈从文的研究出现了热潮。我们又回到了诺贝尔奖的问题上来。有的人说得不得诺贝尔奖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它有它的标准,关于诺贝尔奖有很多言论,是资本主义的阴谋,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世界观在作祟,还有其他的文化隔膜等等,有很多这些方面的东西在影响着。但是,我认为就是从100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所有的获奖名单来看,杰出的、优秀的、人类伟大的作家很多都排在里面。如果说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善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准确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偏见的,那么我觉得诺贝尔奖是所有有偏见的事物当中偏见最少的。我认为诺贝尔奖还是能够代表人类的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比如说善良、健康、美好、公正、公平。整个社会不论哪一个阶层都有共有的价值标准,我觉得诺贝尔奖是偏见最小的。因此,进入诺贝尔奖的提名名单,一定是沈从文的成就所致,而不是什么开后门的,它是比较公正的。我们看历史上不少的文学家都实至名归,像福克纳、海明威、加缪、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等,都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没得过的也有,像我们熟悉的托尔斯泰没得。这也可以套用马悦然的话来讲,这是诺贝尔奖的遗憾,而不是托尔斯泰的遗憾。当然,还有拒奖的,比如说箫伯纳,比如说萨特。萧伯纳的理由是说我还没有穷到要拿这个奖去生活。而萨特拒奖就是他不愿意自己的精神归属于某一个俱乐部,就是归属于某一个东西来管理。假如说萨特的这个观点我们有几分认可的话,我觉得沈从文是一生不会归为某个俱乐部的,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所以,我比较倾向于马悦然所讲的,沈从文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是诺贝尔奖最大的遗憾,不是沈从文的遗憾。当然,地方政府官员是不一样,凤凰县委书记跟我讲,如果说诺贝尔奖降临在沈从文身上,那么我们凤凰旅游的GDP将会上升很多,所以说这个观点是不同的。
独立思考与沈从文能达到的高度
我认为诺贝尔奖是能够代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成果,能够代表人类最有价值的思想探索和最具独创性的文学精神。从这个地方切入去,然后我将告诉大家,沈从文能达到的高度在哪里,他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
但是所有的评价它不能独立的评价,当我们拿沈从文来进行分析的时候,我说他有这么高的精神高度,大家可能要问,你怎么说他有精神高度?我如果仅仅是讲他的东西你很难认同,我必须拿另外一个巧克力来比较,我们要通过比较,我倒不是说比较出他的优劣,这个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文化精神,在一个平台上或在相近平台上你要说绝对什么东西比什么东西要好,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某一个指向,某一个指标体系进行比较的话,那是完全可以进行比较的。我拿出的这三个人大家也都知道,如雷贯耳,是我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主将,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贡献非常巨大的人物,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胡适,一位是鲁迅,我们要把这四个人放在一起比较。
沈从文相比前面这三位他是晚辈,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沈从文还在偏僻的一支土匪部队里面当一个士兵,每天在看杀人。所以,他是一个后来者,他是通过一个长沙来的印刷工人告诉他有一个刊物叫《新青年》,《新青年》里面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沈从文在之前是从来没有接受过新思想的,他看到是曹魏碑帖,他学的全部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是在部队里面,因为他跟长官关系比较好,所以长官的书他都可以去读。他是利用打仗、杀人的间歇来阅读文化的,这个时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扑面而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对一个当士兵的沈从文来讲是一个多么新鲜的东西,是多么的有撞击力。所以他一文不名地在1922年赶到了北京,他到了北京之后他更进一步深入的学习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学习了五四的精神,他从里面掌握了很多的东西。新文化运动的三大主将,毫无疑问是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传播者、建设者、鼓动者、践行者。而沈从文匆匆忙忙,一文不名只带着四年级的小学文化和一个打过枪牺牲的一只手来到北京,但是当他接收到他所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思想观念以后,他就一辈子在捍卫这个新文化精神和五四精神,他没有改变。我们翻遍了他1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我们没看到他改变过他的思想轨迹,而他一直在坚守这一点。相反,我们来比较这三位文化主将,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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