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好的文学，它应该大于政治，突破政治

2012年10月11日 09:16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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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不应该回避社会上一些敏感、尖锐、复杂的问题

说到《蛙》，这部小说也涉及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即计划生育问题，这是影响了中国三十年的一个重大问题，独生子女政策是从1980年开始的。当时，党中央给全体党员和团员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党员和团员带头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说如果这个坚持三十年，中国的人口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今年正好三十年，我看好多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网上争论得热火朝天，而且火药味很浓。今年好像有一个政法大学的教授还是副教授违规生育二胎，让他拿社会抚养金，他也不拿，把他开除了公职。我看在网上支持他的人居多。

《蛙》触及的就是这个问题。计划生育一直是西方多年来批评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说中国不人道，强行给妇女堕胎，侵犯人的基本权力。当然，我的这个小说是写人的。我写的是一个乡村的妇科医生。这个小说里的姑姑也是有原形的，生活当中我确实有一个姑姑也是妇科医生，也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从事那个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2000年退休以后，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妇女来找她。因为她既可以治疗不孕症，还对儿科很有研究。她自己说通过她手接生的孩子已经有上万名,因为乡下医生少,几个村庄的人都找她来接生。她也为很多违规的妇女做过引产手术，通过她的手被毁坏的婴儿也有几千个。她并没有向我流露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但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应该设身处地地从她的角度去想，假如我是一个妇科医生，亲手接过一万个婴儿，也亲手毁掉过几千个婴儿，在我做这件工作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我把一个孩子接到人间，我听到他响亮的哭声和孕妇脸上的笑容，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我的工作是神圣的，庄严的；但我看到一个痛哭流涕的孕妇被抬到手术床上，给她做了人流，这样的心情与接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她到了晚年，她会不会回顾她的一生，当她回顾一生的时候，怎么样的评判，她的心情肯定会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我就想把姑姑这个生活中的原型变成一个小说里的原型，写了这样一个作品。而写这个作品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计划生育这个问题。

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写戏剧时，一开始肯定要设置强烈的戏剧矛盾。我们要把这个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当中，烈火见真金，也就是说只有在强烈的矛盾当中才可以让人物的个性表露无遗。越是矛盾尖锐的地方越能显露出人物的个性来。那么要把乡村的一个妇科医生写出个性，当成典型，计划生育这样的一个事实就不可回避，就要浓墨重彩地来写。我就是用这样的理由来回答那些所谓的中国的和西方的媒体的，说你为什么敢于触碰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我说这不是我要触碰，是人物要触碰。因为我要写这么一个人，所以我必须要写。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因为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的评判，站的立场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你站在一个乡村妇女的角度上来看，是一个结论；你站在一个计划生育的官员的角度上来看，又是一个结论。你站在城里人的角度上来看，是一个结论；站在乡下人的角度又是一个结论。因为人的身份地位不一样，所以对同一问题的判断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中国的计划生育，它影响了中国的千百万个家庭，对于持续了三十年至今仍然在持续的这么一个政策来说，那么它在历史上，在现在和将来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我们很难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来。因为政策还在延续，它所发生的一些影响和后果尽管已经开始显现，但远远没有显现得完全。也许再过三十年或二十年我们政策的后果会表现得更加明确，那个时候我们回头来看这个问题，也许会得出一个更加准确的结论来。

作家不应该回避社会上一些敏感、尖锐、复杂的问题。应该直面它。有胆量直面它。但是我们在把这些问题写成小说的时候，我们要牢记不要让问题淹没我们的人物。问题是因人物而设置的，人物是在问题里边游泳的，我们不能写了河水而忘了我们游泳的人。我们的目光肯定要时时盯着我们在河里奋力拼搏的游泳的人，而不是水，水我们当然要写，但是如果没有了游泳的人，这就是一滩死水。就是说纯粹的写水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写事件写问题，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要的是要让这个人在这个事件里面树立起来，我们写事件的根本目的还是要让事件服务于人物。

我想，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什么样的敏感问题都是可以触碰的。关键是我们要把它变成塑造人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而不是为了写问题而写问题。这也是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两种文体的区别。报告文学就是要重现事件，而小说家未必非要死死地盯着事件。

实际上还有很多的话可以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说到这里。我向你们大概地汇报了一下我离开军艺以后走过的这一段路程，走得磕磕绊绊，很惭愧，还应该走得更好，总感觉到应该写出更好的作品，但是没有写出来。非常惭愧！希望在座的各位写出好的作品来！

莫言答解放军艺术学院学员问

问：莫言老师，我很认真地读过您的《檀香刑》，我想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工匠和大师之间它是有界限的吗？那么界限是什么？您觉得您是匠师还是大师？同时，请您谈一谈写作的局限性问题。

答：首先谢谢你认真读了《檀香刑》。

我觉得我现在既不是工匠，也不是大师。但是我觉得可以说一说工匠和大师之间的这种关系。

毫无疑问，大师是要比工匠高一等的。因为工匠可以是一种重复的简单的劳动，无论制作一件东西的手段多么繁复，都是一种技术，是可以学习的；而大师他写意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

人人可以通过艰苦的学习变成工匠，但要成为大师的话，第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第二还要有天才，同时也要有机遇。齐白石到了后期毫无疑问是个大师。但是如果他没有经过这种严格的工匠训练的话，或者说他不具备这种工匠的技巧的话，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师。他后期的作品实际上也是一种写意和写实的结合。他的每一幅画里面，比如说他要画树、画芭蕉，用的是泼墨大写意。但是当他画到树下的一只小鸡的时候，那他是纤毫毕现。他会把鸡的每一根细细的羽毛都画得很精细。

我去年去台湾画院专门看了齐白石的一个展室。里边有他晚年画的许多小的昆虫，一个小甲虫，一个小蜘蛛，要拿着放大镜来看，你会发现他画得是非常之准确。完全像一个小昆虫的标本一样。这就是他晚期时画的一些作品。这些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种工匠的训练。画那么小的动物，第一你的手要不颤抖，第二眼力要特别好，另外你对笔墨的控制要到了一种非常高超的水准才行。我想，正是因为齐白石他经过了早期的这种严格的工匠的训练，他才会如此。首先他是一个巧匠，能工巧匠，然后再加上他晚年的这种写意和写实相结合起来的大师风度吧。

所以，我们小说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跟画家的这种写意写实类比，我们首先要经过工匠这个阶段，我们有写实的笔力，有观察的能力，可以根据我们的观察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可以把一个事物描写得栩栩如生，可以把一个人物的特征用几笔勾画出来。有了这样的一种写实的技巧，一些基本的训练，我们对语言的控制，对作品结构的控制，到了齐白石的程度，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借助于思想的火花照耀，使作品有一种写意的东西注入进去，这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大师了。

当然，我想小说家这个大师和画家这个大师可能还不完全一样。有时候画家的飞跃是借助于某种技法，这种技法当然也是基于一种想法，一种思想，一种艺术的创造。那么作家可能更多地要借助于思想的东西。那就是说我们的作品里面必须要有新的思想元素的注入，另外要发现生活当中的新人，就是说你的作品里面要有新的人物形象出现。

这个新人并不是说跟时代有关系。新人就是前人的、包括你自己过去的作品里边未曾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在你的新的作品里面出现了，这才叫新人。另外你要有文体方面的强烈的创新意识。这个文体不仅指语言，也包括了结构。更主要的当然是一种语言。因为文学说穿了是语言的艺术。一个文学家跟一个小说家的区别就在于文学家是有独创文体的，而小说家未必有。小说家可以写很多的小说，讲了很多精彩的故事，但是他只是一个小说家，但是要说一个人是一个文学家，那么他必须有一个独创的文体。

鲁迅是文学家，沈从文也是文学家，张爱玲也可以是个文学家。但有一些作家未必是文学家，因为他没有形成独特的文体。鲁迅的语言我们可以从千百个作家写的东西里面一读就看出来，沈从文也可以辨别出来。但有的人就辨别不出来。所以我想一个大师从文学的角度来讲，首先是一个独创了文体的人，是一个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体风格的人。还有一条，就是他必须塑造了新人，他的作品里有别人没有写出过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比如鲁迅的阿Q。沈人文要给他找出一个他写的人物形象来，真的挺难的。但是他的散文里边还是塑造了一个散文式的文学形象，那就是他的湘西。湘西成了他的一个人物。当然，他笔下也有那个特别爱护鼻子的人物，还有那些土匪，那些吊脚楼上的妓女，也都是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但他的人物形象是无法跟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肖霍洛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形象相比的。

作家的思想和作家的创作的关系本身也很复杂。好的作家应该肯定是个思想家，像鲁迅的思想，沈从文也有思想。当然沈从文的思想性肯定要比鲁迅的思想性差一点。一个作家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并不是简单的对比的关系。他的思想越深刻，他的文学越伟大。但深刻的思想要转化成人物，转化成文学作品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有很多非常有思想的作家，非常有思想的人，未必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如果既有高超的写作手段，又有深刻的思想的作家，确实是百年一遇的。

我觉得在文学创作中，有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文学现象。那就是作家本身的局限性反而成就了小说的丰富性。我们讲到很多历史上的文学作品，讲到《红楼梦》，讲到《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我们必然要分析到作家的时代局限性。我们分析《红楼梦》就分析到曹雪芹的历史局限。说他对封建大家庭是有批判的，但他对他亲身经历过的封建大家庭的荣华富贵还是有深深的眷恋的。这种眷恋实际上他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了。而且，他对封建大家庭的这种复兴也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觉得有人批判高颚所续的四十回歪曲了曹雪芹的原意，是不好的。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他所续的，应该是符合曹雪芹本意的。他是作为那样一个钟鸣鼎食之家里面的那么一个烈火烹油一样的大家庭出来的一个破落户子弟，他当然梦寐以求的就是他的家庭有朝一日能够再造辉煌。这就是说，他对过去生活的眷恋和对未来的希望，在他的作品里都有的。我觉得正是这种暧昧的态度，这种局限性，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多义性，从而使就使得《红楼梦》变成了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如果他的观点十分的鲜明，立场非常的坚定。说我就是要批判封建制度，那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了，变成了拿破仑了而不是曹雪芹了。

同样是这种不彻底，同样是这种暧昧，同样是这种局限，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表现得也非常明确。蒲松龄是要科举考试的，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顺利，考秀才的时候县府道连中三元，都是第一名。按说他考一个举人那是囊中取物一样。但在举人考试当中却连连败北。有时候是因为考官的昏庸，有时候甚至是他自己犯了一些很简单的技术错误。有一年，他考试前两篇文章都是满团锦绣，一挥而就，非常好，感觉很好。但是他到了第三堂，答卷子时突然加页，当时那卷子纸不像现在这样，那字数是固定的，纸张也是固定的，他写的时候翻过去了，空白了一张。这就等于把整篇文章否定掉了。前面的文章无论怎样漂亮，因为后边这一个技术失误，彻底败北。还有一年，他本来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势在必得，到了考场却突然大病一场。这个人就是因为在科场上非常的不顺利，就导致了他这样一个满腹才华的人，完全可以轻易取得历史地位的一个人，却在科举考试时屡屡败北，从而让他对科举制度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如果他得了进士，他就没有这种认识。如果他是一个农民，他也没有这种认识。正因为他这种特殊的身份，他的巨大的才华，和他的这种特别可怜的遭遇，让他对科举认识的程度超出了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但他本身对科举的留恋并没有消除，也就是说他梦里面梦到的也可能是高中进士，甚至是得了状元。我们可以在他的很多小说里面读到他给他的人物安排的命运。很多书生都是历经了苦难之后，然后才科场高中，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然后轻裘肥马，妻妾成群。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他认为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圆满的结局。

正因为他本身对科举这种既批评又眷恋，正因为他的怀才不遇和对别人高中的艳羡，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这种矛盾的心态和思想，实际上也使得《聊斋》这部小说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如果蒲松龄就是一个彻底的科举的批判者，那也没多大意义。那《聊斋》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聊斋》了。这就是说作家实际上都是不彻底的，包括我们现代的人批判古人的不彻底，实际上古人的不彻底跟我们的不彻底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我们是彻底的。我们读《红楼梦》，我们对贾宝玉很欣赏，但假如自己的儿子像贾宝玉一样，我不参加高考，我上学胡闹，天天跟一帮姑娘打打闹闹，我们也很头疼啊，怎么办？我们也会像他爹一样，像贾政一样，没准也要痛打贾宝玉，也会打得他皮开肉绽。我们读了《红楼梦》，我们觉得林黛玉很可怜，很美好，很善良，我们很喜欢她，那如果我们的儿子给自己找回一个林黛玉来做媳妇，恐怕你也要打折扣，这孩子怎么办？有肺结核--那个时候肺结核是不治之症，生出个小孩来也不一定健康，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小脾气，做家务也不行，那还是找这个薛宝钗吧，薛宝钗能鼓励自己的儿子上进考大学，考北大考清华，考军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