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好的文学，它应该大于政治，突破政治

2012年10月11日 09:16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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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实际上是大于阶级性的

在军艺这两年的学习还解决了我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与人学的关系。我们小时候都背诵过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毛主席在这篇经典性的文献性文章里面，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和革命要团结的朋友。在很长时间内，这篇文章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指导我们作家创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我们十七年的小说里面，可以看到、而且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作家的案头仿佛摆着一本毛主席的书。然后按照毛主席著作的分类方法来安排构思各类人物。像浩然先生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些作品，他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按照毛主席分析的各个阶级构想出来的。这样的人物也不能说在生活中就完全不存在，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观念先行的人物，所以他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活的人物，而是一种按照某种观念配方生产出来的死的人物。他们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可信的。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的这个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也是真理。但用这样的一种思想斩钉截铁地来判断和指导我们的文学创作，显然也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人类社会的构成也是具有丰富的层面的。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心情之下的表现又往往是很难确定的，所以，把人的一切行为、一切思想都用阶级性来涵盖，显然是涵盖不了的。

也就是说，人性实际上是大于阶级性的。因为人性起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他的自然属性，一个是他的社会属性。在它的社会属性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阶级性占了一个主导的地位，但是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阶级性恐怕就是次要的了。

对于人来说，不管他是哪个阶级的，他在自然属性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共同点。过去有一句著名的话，"在人类社会当中，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般人都认为，《红楼梦》里的焦大不爱林妹妹，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也是不容辩驳的，但从文学的角度上来看，其实也未必准确。因为焦大未必不爱林妹妹，很可能他会很爱林妹妹。1949年，我们的解放大军进城以后，很多焦大一样出身的人那不都爱上美女了吗？所以人性肯定要大于阶级性，人性肯定要比我们的阶级性丰富得多。

那么，我们十几年的文学，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经典作品，主要是表现了人的阶级性，而忽视了人的这种自然属性。当然这并不是作家情愿的。很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因为他的意识的自觉，他无意识地表现了人类普遍的一些共性。比如说写了爱情啊，写了怜悯心啊，写了同情心啊，写了儿女柔情啊，而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受到严厉批判的。一旦写了这些东西，涉及了这些东西，马上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帽子。所以这就搞得很多作家特别的谨慎。很多有才华的作家的才华活活地给压制住了。

在这样一种创作理念指导下的创作，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只有革命样板戏了，应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座的年轻的同学们，你们没有看到这个东西，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天天就看这个东西，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唱样板戏，并且几乎会唱所有的唱段，台词几乎就头可以背到尾。在这些作品--包括当时出版的几部少得可怜的小说里面，我们的主人公肯定都是单身的，很少有夫妻，男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妻子，女的像阿庆嫂有了丈夫也不知道跑单帮到哪里去了。像农家户里边的江雪英，按说一个中年妇女，好像也是独身一人，她的丈夫也不知干嘛去了。那些作品里边所有的主人公仿佛都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都是一个符号。他们没有温情，更没有爱情。他们只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疯狂的斗争精神。反面人物就更可怕了，毫无人性可言。他们不但心地肮脏，灵魂肮脏，而且面貌都非常地丑陋。当时的电影，包括两岁的小孩一看，都知道是哪个坏人出来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他都知道。我想，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化了的一种创作，一种简单化的一种处理。把一个丰富的人，有多个层面的一个五光十色的人给简单化成两种人：一种好人，一种坏人。

尽管在1978年之后，大家慢慢意识到了，开始拨乱反正，在文学艺术及思想上也开始拨乱反正，但是这种传统的旧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它还在潜移默化地悄悄地对作家的创作施加着影响，使我们的创作很难放开。所以，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作品，很可能会引起一个批判的浪潮。因为不断地要搞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这样的一些运动。搞得作家们也像今年春天的玉兰花一样，欲开又闭。感觉暖和了刚要开放，马上又有了一个倒春寒，赶快又收缩起来了。几经折腾以后，花也就蔫了。你们看今年北京的玉兰，哪一朵开好了，就是因为这气候。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在军艺学习的那个阶段，那个气候就跟今年春天的很相似。

我记得当时有一篇小说，是东北作家张笑天写的，小说叫《离离原上草》，写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出身贫农的，肯定是我们无产阶级阵营里的一个寡妇，收留了国军的一个伤兵，放在地窖里面保护着。这样的事情在战争年代实际上是确实发生过的，肯定是有的，在他没写这个小说之前我就听说过。但是这样的小说一发表以后，就引起了批判的浪潮，很多人都在批。因为这个小说歌颂了一种超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寡妇怎么可以收留国民党的伤兵呢？而且他写得还很暧昧，两人慢慢地还产生了一种很暧昧的情感，那一旦他们两个发生了一种别的关系，就更是大逆不道了；如果再生出一个孩子来，那么这个孩子怎么定性啊，是无产阶级的孩子啊，还是资产阶级的孩子啊？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啊？血统问题很复杂，很难判断。我们当然知道，这部作品还是有点过分的简单化。这也有一种理念生成的东西，但这样的一种判断毫无疑问，是对过去的一种单纯的看法和简单的人性的一种挑战。也就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了人性的复杂和人性的丰富，认识到了文学家更应该关注的不是人的阶级属性，而是人的自然属性。

中国后来的官场小说都很简单

这中间我也穿插着写了一些中篇、短篇，写了大概有十几个短篇吧。到一九八九年我就开始写我的又一部长篇《酒国》。《酒国》也是因为看报的时候看到了一条消息，讲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曾经当过陪酒员》，他好像是江苏还是浙江的一个人吧。他大学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到东北的一个矿山里面去当一个子弟小学的老师。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其父亲好像是右派，他找不到对象，非常苦闷。有一次他就想自己索性自杀算了，自杀呢，他又不想上吊，也不想喝农药，他就想多喝一点酒，自己把自己醉死。结果他一次喝了好几斤酒，没想不但没有醉死，反而觉得很舒服。由此他知道自己有很大的酒量，对酒精没有反应。他的名声慢慢地传出去了，因此被矿山党委宣传部吸纳进来，成了一个专职的陪酒员，每当上级机关和兄弟单位来人的时候，就把他拉来陪酒。他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嘛，要编一点陪酒词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酒量又是海量，口齿又非常的伶俐，所以慢慢他就被提拔成一个小官僚。到了他晚年退休回到故乡后，回头来观察他自己的一生，就发现他什么都没干，喝了一辈子的酒，陪了一辈子的酒。那个消息带着很荒诞的成分，但我觉得它好像包含着一些很深刻的人生道理，我就想把它写成一部长篇。

当时也正是社会上酝酿着反对腐败的热潮。反腐败于是就变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酒国》应该说比后来的反腐败小说要早得多了，而且我也没有把它简单地写成了一个官场的反腐败的小说，而是进行了一些大胆的艺术试验。我现在想，我记住了一个侦探小说的框架，记录了一个检察院的侦察员奉命去一个矿山破一个红烧婴儿的案件，那么当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不由自主地参加了"吃人"的宴席，当然这不是真的吃人，他发现这实际上是一道名菜，这个所谓的红烧婴儿实际上脑袋是冬瓜，手是藕，头发是发菜，眼睛是葡萄之类做成的，仅是一道名菜而已。同时，作家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有一个文学青年不断给他来信，不断地把他自己创作的小说寄给这个作家来看。到了最后，作家创作的这个小说，就跟这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所创作的小说慢慢地合为一体了。小说的结尾，作家莫言自己也应了这个文学青年的邀请到了这个酒国市，到了的第一天晚上也被灌醉了，从此就再没有清醒过。

我想，这个小说可供解读的意思还是蛮丰富的，如果师弟师妹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们反腐败也好，写官场也好，如果从写实的层面上来写，确实意义不大，后来的官场小说我觉得很简单，实际上就是把官员当人来写，那我们过去要写这种腐败分子，肯定是不把他们当人来写的，就是他们一点点人性都没有。实际生活中肯定不是这样。后来的很多官场小说，实际上就是说出了很多官员置身在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当中，他们的腐败，或者说他们的行为，是无可奈何的。说他们的主观意图是好的，可能要为老百姓办一件好事，比如说要修一座大桥，建一个工厂，那么你就要去行贿，你说要去巴结他人，请客送礼。这似乎就让官员的这种腐败和社会上的这种腐败现象有了一种人性化的解释。也引起了大家对这种人和事的同情。我们的官场小说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路数走过来的。无非就是把卫生部门换成了纪检部门，县委书记换成了乡镇长。这样变来变去。我觉得这样的官场小说实际上是没有太大出息的。说穿了还不如当年的《官场现形记》这样的黑幕小说产生的艺术效果强烈，这样的黑幕小说有一种类似于黑色幽默的东西，还有一种漫画性的效果。这样的效果是我们当今许多官场小说所比不了的。比如说它所产生的艺术意味，远比现在的官场小说要丰富得多。

我说这个话的目的并非要说官场小说不可以写，当然也可以写。这样的小说现在有很大的读者群体，反腐败的小说当然也可以写，黑幕小说也可以写，我只是觉得我们在写官场小说时，要力避公式化和模式化。因为现在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领域里面出现了一个最可怕的现象，就是一旦某一个电视剧里面，或者某一个小说里面某个人物火起来了，后面呢肯定就一窝蜂的克隆。电视剧里面有了《亮剑》里李云龙这样一个人物，后来一系列的电视剧里面李云龙的后代儿孙就成群结队。那肯定是一个不如一个，这就是一种类型化的创作，导致了人物的雷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写这种官场啊或者要写这种反腐败的题材，应该是发现新的人物。不要让所有的官员都是一个面孔，也不要仅仅把腐败问题完全归罪于体制和社会，也应该从人性的深处去深挖原因。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只注意到外部，顶多得出一个在当今这种情况下腐败合理、如果我是官员我也会腐败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往人的灵魂深处去深挖的话，也许会得到另外的判断。就是说在同样一个不健全的、不完善的体制下，实际上还是有可能有人保持自己的清廉的品格。而即便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监控制度下，有的人依然还是想贪污腐败。

再一个我们看到了很多描写贪官和他们的情人的小说，也都是大同小异。好像也都是把贪官写得像是一帮没有人性的，爱好玩弄女人的这么一种角度。实际上贪官们跟他们的情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千姿百态的。有很多贪官实际上也是在这方面是非常男人的，像成克杰，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很忠于感情的人。那样高级的干部，要当今这样的社会里边，对一个女性那样的痴情，把自己的全部的前途和命运都抵押在一个女人身上，这样的人当然不是一个好党员，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情人。而在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的事件，如果深挖的话，可以挖得很深很深，像我们济南的那个段义和，他死了以后，就是被毙了以后，当地的老百姓尤其是官场上，很多人对他还是赞不绝口。说这个人真是很好的一个人，纷纷谴责那个被炸死的女人。说这个女人贪心不足，像《渔夫的故事》里面那个渔婆一样。

我一九九七年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工作了十年，我在那里接触了很多类似的案件。我就发现每一个贪官实际上都是一个面孔。每一个贪官贪污的理由，和他们对受贿得来的钱财的处理都各不相同，而他们对待女人的态度也都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有一个贪官他犯事以后，检察官询问他的时候，他就满头大汗，坐立不安，后来他就跟检察官提出一个要求，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张白纸，一支红蓝铅笔。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只有拿着红蓝铅笔，面对着一张白纸的时候，我的头脑和思维才清醒。因为他做报告的时候，每次都是一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一手面对着一张白纸。检察官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果然，他交待起问题来有条不紊，头头是道。那么这样的情节就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像天津的一个贪官他平时就穿着旧军装、解放鞋，他是一个部队转业的干部，他贪污了几百万，钱就放在一个空房子里面，放在床下面的一个柜子里。每天下班以后，他骑着一个破自行车，到了他这个房子里边，关上门，拉开电灯，然后把床掀开，一遍一遍地数他的钱，一数数两个小时，然后回家睡觉。抓住他以后他说我一分钱都没花，全都放在那了，我就是数了无数遍。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特别艰苦朴素，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平时看起来清廉得不行，他老婆还不时骂他，说你看人家都贪个污，你看你像个穷鬼一样。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贪官，他说我不贪污，我只是喜欢吃。那个贪官是江苏连云港的，他两年吃垮了三个厂子。他到了这个厂里面，什么都不干，天天吃，而且最爱吃鳖。就是鳖旁边的那两块弯曲的那个骨头，可以剔牙的，他拿下来收集了一麻袋。有一次，他带上他的秘书到一个县城去，吃了两天往回走，走在半路上问他那个司机，说你还有钱没有，司机说还有八百，他说那你还回去干嘛，走，回去把它吃掉。所以说，很多贪官他是不一样的。像江西省的那个副省长，被枪毙的那个胡长清，他为了一个情人和另外一个小流氓争风吃醋，在露天广场上大打出手。一个堂堂的副省长为了争一个三陪小姐，和小流氓在街上打起来了，打得头破血流。人家说这是副省长。那个小流氓说，狗屁，你副省长能跟我来争一个三陪小姐吗？打得就是副省长。后来一看真是副省长。我在《检察日报》的十年，了解了很多这样的形形色色的贪官事件。你会发现每个贪官的脾气是不一样的，他们每个人也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