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好的文学，它应该大于政治，突破政治

2012年10月11日 09:16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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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贪官的情人你们到网上去搜一搜，看一看，比我说的更加丰富，可谓五花八门。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到了一个令人无法言说的时代了。你说它好吧，它确实有很多非常好的光彩夺目的东西，我们办奥运会，我们办世博，我们同仇敌忾，我们众志诚成；为对付自然灾害，我们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慷慨捐献……正面的东西确实非常非常多，但是负面的东西也不少。

这就让我想起几百年前狄更斯写的《双城记》里开篇的一段话，也让我想起苏联时代的一个小说家写的《渔王》的结尾：这是一个建设的时代，也是一个破坏的时代；这是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也是一个食不果腹的时代；这是一个播种的时代，也是一个收获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矛盾对立的形式。本来，每当我们要赞扬一个事物的时候，肯定可以马上找到另外一个角度来批评这个事物。面对这样一种眼花缭乱、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怎样去观察，怎样取得素材，那么就看我们作家本身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高度了。

我记得有一次学校里吩咐我们写作业，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的思考。前两天我偶然翻出来看了一下，我感到当时的一些想法在现在来讲依然还是成立的。

我当时说，我们在写战争文学的时候，作为一个军队的作家，确实应该关注到，应该判断什么是正义的战争，什么是非正义的战争？什么样的牺牲必要，什么样的牺牲没有必要？什么样的英雄行为是真正的英雄行为，什么样的英雄行为是无谓的牺牲？这些都应该做深入的思考。所以，作为一个作家，在写军事文学的时候，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简单的阶级性，被简单的非正义笼罩住了，应该给它注入新的思想，给人的其它属性留出空间来。

也就是说，我们在塑造正面人物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他也是个人，英雄也有脆弱的时候，好人也有卑微的想法，甚至在某一时刻也会做出一些跟他的英雄身份不相匹配的一些事情。不同的是，好人他能够及时控制住自己，用正义、用善良、用美的东西来控制丑恶，最终用人性压倒兽性；而我们在写反面人物的时候，也应该知道，坏人也不是天生就坏的。在一场战争当中，好人和坏人在当时是可以划分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好坏的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如果现在让我们再来写国共两党的战争，我们下笔的时候就不会像八十年代那样的决绝，更不会像五六十年代那样的心安理得。因为时代发展了，当年刀枪相见的敌人现在又握手言和了。

我记得我1997年第一次到台湾去访问，国务院办公厅的领导临行前给我们讲课，告诉我们在台湾一定不要在有国民党旗或国民党标志的建筑物前照相；见了国民党台湾政府的领导人一定不要称呼他的职务，市长不要叫他市长--那是伪市长--要叫他先生。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显得很荒诞了。现在国共两党又变成了好朋友，又可以在一起谈判了，成了谈判的对手了。因为出了民进党以后，我们感觉还是国民党好。因为有了民进党，国民党又变成了我们党的好朋友。这才多少年啊，当时我们见了国民党是非得要丑化他的，把它的党旗称为青天白日狗牙旗--因为党徽边上有一些齿轮，像狗牙一样；我们称他们为"蒋匪"，他们也没饶了我们，称呼我们是"共匪"。现在，我觉得国民党和共产党越来越像兄弟俩。

在台湾我也接触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他们也有在部队当兵的历史。我们在一起也是互唱军歌，我们唱我们解放军的军歌，他们唱国军的军歌，旋律和很多词都是一样的，就是换一下，把共匪变成蒋匪，蒋匪换成共匪，可以对调。他们唱的时候也是咬牙切齿的，用刺刀啊手榴弹啊什么的，要坚决消灭共匪，要喝共匪的血，把共匪千刀万剐啊，我们就是一枪消灭一个侵略者。所以我想，时代的变化也使过去许许多多严肃的问题变成了笑谈。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那个时候一提到台湾我们就如临大敌。但是我想作家应该有一种冲禁区的欲望，标准的作家他的观念在思想方面突破解放之后，他在创作方面必定要谋求突破。这个突破第一个就是要冲禁区。

关于文学创作的禁区这个问题，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西方国家创作有没有禁区，我觉得严格来说也不是没有，但是它好像不是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而我们这里就很受关注。现在我觉得还好一点，如果退后二十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我们意识到了某个社会的、历史的问题，存在着文学家可以描写的很多素材，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极其敏感，一旦触及很可能带来另外的一些反应。那么作家在写的时候，笔下就会犹豫。写出来之后就会面临着出版方面的一些困难，无论是刊物还是出版社，都会非常的谨慎。但是我想作家一次又一次的一点一点的突破，最终会把一个禁区变得不是禁区。

可以这么说，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整个的十几年，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地突破禁区的写作过程。作家为什么会有这种突破禁区的勇气和探索的欲望呢？我想就是因为作家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作家终于认识到了文学与政治和宣传之间的正确关系，也慢慢地认识到了文学创作当中的人性和阶级性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了人性的丰富和阶级性的相对简单，认识到了一个作家的任务并不是要用文学来再现历史的真实，而是要用文学来表现人性，塑造出让人难以忘记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我觉得我在军艺这两年收获最大的就是这两点。这两点对我后来这二十多年的创作，一直在持续的发挥着作用。

在小说创作里面，有时候视角就是结构

接下来，我简单地向师弟师妹们和老师们汇报一下我离开军艺这二十年来创作的一个基本状况。

1986年我从文学系毕业时，学院本来是要把我留校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到了总参政治部。

我写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红高粱家族》。它由《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红高粱家族》组成。这五部中篇小说是在文学系学习时写的，当初也是独立发表的，到了八七年把它合成了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这实际上是把一个故事讲了五遍。第一篇就讲了一场发生在桥头上的伏击战，后边的故事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讲这场伏击日本军的战斗。这个小说在当时应该说是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尤其是拍成电影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得奖以后，引起的反响就更大一些。

现在我觉得，像《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在技术上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能简单说就是不好的，是负面的。像小说里面语言方面的一些大胆的试验，是对我们这种比较规范的语言的一种挑战和亵渎，从语法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也许有它的某种意义。另外，在小说里面，作家不断地要跳出来议论。按说这也应该是小说创作的大忌，但是这个作家他要是实在按捺不住了，他非要跳出来议论，而且他议论得还比较精彩的话，这个小说也是可以成立的。

总之，这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年轻时代的作品。如果现在写的话，在技术上会比当时要更加成熟，但它里边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气势。

我离开军艺写的第一部长篇是《天堂蒜薹之歌》，是一九八七年的时候写的。因为当时山东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山东南部有一个专门种大蒜的县，有很多农民由于当地县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导致了他们生产的一百多万斤蒜薹卖不出去而腐烂，农民就包围了县政府，放火焚烧了县长办公室，酿成了很大的一个"蒜薹事件"。最后的处理当然是各打二百大板了，带头闹事的农民肯定也抓起来了，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官员们肯定也撤职了。

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就把我正在创作的《红高粱》系列，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写完了《红高粱家族》这五个中篇之后，应该继续不断地往下写，因为《红高粱家族》他写的是爷爷奶奶这一代的故事，接下来应该写父亲母亲这一代的故事，然后第三部就写我这一代的故事，当时的构想和野心是很庞大的，希望写成一个三部曲。但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突发的这么一个蒜苔事件，就让我放下了这个计划，躲在一个地方去，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天堂蒜薹之歌》写完了。

这部小说应该说是一部充满了愤怒的小说。后来再改的时候，我曾经一度把这个小说的题目改成《愤怒的蒜薹》。这会让大家联想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如果这个小说这样写，是写不出像样的小说的，因为情绪太强烈了，怒火太盛了，势必影响你对事物公正客观的判断，很容易把你心目当中你认为是坏人的那些官员们写得毫无人性，而忽略了官员们自身存在的一种矛盾心理。而且像这样一个急就而成的小说，也来不及在技术上进行打磨。

这个小说现在回头来看之所以勉强可以成立，就在于我在写作的时候把这个素材做了一些技术处理。这个事情发生在山东南部的临沂地区，因为我没有采访过，也没去考察过，所以写起来是很陌生的。但我把它移到了我所熟悉的家乡，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直接移到了我在那里呆了二十多年的一个村庄里面。而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原型都有我自家亲属的影子。像里边被乡党委书记的汽车撞死的四叔，实际上就是根据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堂叔的真实故事移植过去的。另外我把我在农村生活时期所积累的一些其它方面的素材也用上了。比如说小说的每一章的开篇，有一个瞎子所唱的民谣，那么这个瞎子实际上都用的是原名，叫张扣，在我童年时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就真的有一个瞎子名字就叫张扣。他常年在各个乡镇巡回演唱，他演唱的是《红岩》、《林海雪原》这样的一些红色经典。每当夜深人静，小孩子都回家睡觉的时候，他也会讲一些过去的传统的段子。这个人物就被我直接移到了这个小说里边，后来这个张扣的后人也曾经通过我的一些朋友向我表达过不满，说为什么把我爹给直接写进去了呢？我说把你爹写成了一个正面人物啊，我没有丑化他呀。

写完了这个《天堂蒜苔之歌》后，我又紧接着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十三步》。这部小说按说也是一部问题小说，因为在八八年的时候，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经常发生。我的哥嫂都是中学教师，我非常了解他们的这种困境。到学校去也不断地听到老师们在发牢骚。农村里边这个教师阶层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啊，他们的语言比农民要文雅，他们看问题的尖锐程度，他们的文采肯定是比农民要好一点的。我从他们的牢骚里边也感受到了，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教师，我要写一部小说为我们的教师来鸣不平。

这样一种主题先行的写法按说也是很难写好的。这个小说的好处就在于当时我进行了大胆的艺术试验。在这个小说里，我使用了汉语里边所有的人称，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包括动物的这种它们。人称不断的变化也导致了观察视角的不断变化。最后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在小说创作里面，有时候视角就是结构。视角不断的眼花缭乱的变化，就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这种结构。当然这个小说也有一种很强烈的政治意味，也对很多这种所谓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进行了解构。这部小说描写的事件已经变得非常陈旧了，但它在艺术方面的探索上也许还可以给师弟师妹们提供一个期盼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