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

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使我们进入了本文所确定的哈耶克讨论“命题一”的第二个方面，亦即他经由讨论社会正义的“拟人化社会观”而对社会正义扩展正义之适用范围的谬误所进行的批判。根据哈耶克的批判理路，我们可以说，“社会正义”之所以有可能被扩展适用于自由市场秩序的结果，实是因为“社会正义”的主张者对“社会”所做的人格化设定所致，因为惟有通过把“社会”设定成一个具有人格的责任承担者，他们把“正义”扩展适用于自由市场秩序的事态或结果才可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哈耶克将他的批判矛头集中在了“社会正义”主张者所建构的“拟人化社会观”的方面。

第一，“社会正义”主张者宣称，如果“社会”不兑现由它所产生的各种预期，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向它抱怨并强烈要求它对此进行救济。〔44〕显而易见，“社会”这个术语在这里具有了一种双重人格：首先，它是一个有思想的集合体；它有着自己的愿望，而且这些愿望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人所具有的那些愿望；其次，通过把社会与人等而视之，社会也就变成了对某些自称有着较深刻洞见或较强道德意识的个人根据这些社会愿望所持有的观点的人格化体现。〔45〕套用哈耶克本人的话来说，“社会正义”主张者要求人们“经由对社会的人格化思考而把社会认作是一个拥有意识心智并能够在行动中受道德原则指导的主体”。〔46〕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社会正义”主张者对“社会”所做的这种人格化设定，实是通过隐含于其后的那种拟人化建构手段而达致的，因为哈耶克明确指出，“人们之所以动不动就把正义的概念套用于收入的分配，完全是因为他们用那种错误的拟人化方式(an erroneous anthropomorphic)把社会解释成了组织而非自生自发秩序所致。”〔47〕但是，根据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社会正义”主张者据以建构人格化“社会”观的那种拟人化手段却是一种极其幼稚的原始思维方式，而这种幼稚的原始思维方式乃是人类社会从小群体的熟人社会向开放且非人格的大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未能根除的那种思维方式，因为正如古人依凭这种原始思维在最初认识某些常规性过程的时候通常想像的那样，无论是现代史初期的唯理主义者还是晚近的“社会正义”主张者都对自由市场秩序有序化过程的结果作出过类似的解释：一方面好像有某个智能者刻意指导或操纵着这些结果似的，而另一方面则好像不同的个人从这些结果中所获得的特定益处或蒙遭的特定损害乃是刻意的意志行为所决定的，并因此而能够作出正义或不正义的判断。哈耶克据此指出，尽管人类所具有的那种以泛灵论或拟人化的方式解释物理世界的根深蒂固的幼稚习惯常常会致使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滥用语词并诱使我们去寻找某个代理者来对所有与我们相关的事务进行负责，但是除非我们相信某人原本能够并应当以不同的其他方式安排事务，否则把一种事实性情势或事态描述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便是毫无意义可言的。〔48〕

第二，哈耶克指出，“社会正义”主张者所建构的这种拟人化“社会观”，不仅致使社会这个术语的原初含义发生了一种根本的改变、甚或一种彻底的颠倒，进而还遮蔽了个人独立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与大量自称是“社会的”东西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此而言，这里真正重要的乃是这样两个问题：首先，“社会正义”主张者所建构的“社会”以及所有与“社会的”一词组合而成的术语都与社会力量的具体特性无甚关系。

的确，只要人们对两百多年以前“社会”这个概念最初被发现的那个时代——或者至少在这个概念最初成为社会科学讨论的对象的那个时代——的情形进行追问并且对这个术语究竟具有何种确切含义进行探究，那么上述情形即刻就会凸显出来。在哈耶克看来，人们在当初之所以引入“社会”这个术语，实是为了用它来描述那种与刻意创建并受刻意指导的国家组织相区别的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秩序，因为人们在当时认识到：一是有一些力量确实是在独立于人类意愿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二是这些力量的聚合产生了一些能够推进个人作出进一步努力的结构，尽管这些结构并不是人们为了这个目的而专门设计出来的。当我们论及“社会的力量”或“社会的结构”——比如说语言、风俗或者与那些刻意赋予的权利有着明显区别的逐渐得到人们承认的权利——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在“社会”或“社会的”这个术语的原初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表明，这些社会的力量或社会的结构并不是一种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世世代代无数个人进行的各自活动所产生的无从预见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真正的社会，并不是逻辑建构的产物，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无名氏的(anonymous)、理性不及的(non-rational)和超个人的进化与选择的过程；换言之，所谓真正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思想、有行动、有能力进行分配财富的实体，而只是一个每个个人都对它作出过一己贡献的日渐演化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也不是任何单个个人之智识或意志所能够控制的。但是，“社会正义”意义下的“社会”或“社会的”这个术语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却仅仅意指那些与社会共同体有关而与社会力量之特性无关的东西。〔49〕

其次，“社会正义”意义下的“社会”或“社会的”这个术语的普遍使用，还会完全遮蔽个人独立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即真正的社会）与国家刻意组织起来的东西之间的本质区别。一如我们所知，个人自由的理想乃是现代社会形成之时得到普遍认可的那些道德行为规则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规则，因为正是个人自由力量的培育才真正有助益于逐渐形成而非刻意创制的社会，而且还有助益于进一步强化社会过程中的各种创造性力量。但是，那些根据所谓“社会正义”标准行事的人以不断升级的方式猛烈抨击的却正是这种个人自由的理想，并且代之以一种人为建构且由理性控制的社会理想。

于是，在“社会正义”意义下的“社会观”的支配下，人们所经验到的便是从有助益于社会到要求完全控制社会的转变，亦即从要求国家从属于自由的社会力量到要求各种社会力量从属于国家的转变。因此，从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承认人的智识足以把一种先行确定的模式强加给社会，又如果我们认为人的理性足以垄断人的创造性努力(因而只承认那些可以预见的结果)，那么社会本身作为一种创造性力量也就不可能再发挥什么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