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不只是满足于把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活动所形成的各种协调力量视作是社会的，而且还想把只要与社会共同体有任何联系的所有其他东西都视作是社会的，那么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被彻底遮蔽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中原本不是“社会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或者根本就没有了。哈耶克甚至宣称说，“大量在今天自称是社会的东西，从‘社会的’这个词所具有的更为深层且更为真实的含义来看，实际上是一些彻头彻尾反社会的东西。”〔50〕

第三，“社会正义”主张者所建构的这种拟人化社会观，对于哈耶克的社会理论来说，更为关键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拟人化的社会观还预设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活动背后存在着一些人所皆知且共同的目的。就此而言，拟人化社会观实际上是以下述两项假设为依凭的：一是“社会”有着某些所有的人都知道并认可的具体任务；二是“社会”应当指导它的个体成员去努力实现这些任务。当然，这个问题之所以极为关键，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对“社会”这个术语的拟人化建构使得“社会”与“社会图景”之间确立起了一种明确的关系。

一如我们所知，拟人化社会观隐含着这样一项要求，即人们不仅应当有意识地去考虑其行动的直接后果，而且还必须去考虑其行动的间接后果并相应地调整其行动。根据这项要求，人们又极易作出这样一项推论，即下述情形乃是可欲的：有关个人在任何特定的情势中应当或者能够做什么事情的问题应当由某个比他具有更多知识和更佳判断力的人加以规定。

据此，拟人化社会观便与一种企图根据一个统一且有序的计划去描绘一幅整个社会的详尽图景并据此图景确立一部有关社会行为的法典的欲求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它又产生了这样一种欲求，即努力确使所有的个人活动都指向明确规定的“社会”目标和“社会”任务，并且努力确使所有的个人活动都服从于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还可以根据这种社会图景“正确地”质疑自由市场秩序所产生的结果的正义性，因为依照上述逻辑，反映这种社会图景的某种模式化的或目的状况的正义标准肯定是正确的。通过上述分析，哈耶克极其尖锐地指出，一种具有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共同目的的组织秩序将最终渐渐地侵吞那种只具有个人目的的自由市场秩序。

显而易见，“社会正义”对“社会”的上述拟人化建构凸显出了它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两大区别。一是它所趋于达致的那种社会秩序与自由主义所旨在实现并捍卫的那种社会秩序之间的区别：前者旨在满足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诉求，而后者则受正当行为规则的支配；换言之，前者主张把正义之责置于那些有权命令人们做事情的权力机构的手中，而后者却要求个人根据正当行为规则行事。二是它所主张的那种肯定性正义观(positive conception of justice)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否定性正义观(negative conception of justice)之间的重要区别。

按照哈耶克的正义理论，否定性正义观乃是由正当个人行为规则界定的，而正当行为规则从本质上讲则具有禁令的性质──换言之，“不正义”是真正的首要概念，因而正当行为规则的目的也就在于防阻不正义的行动。如果人之特定行动没有一个旨在达到的具体目的，那么任何这类特定行动就是无法完全裁定的；因此，那些被允许运用他们自己的手段和他们自己的知识去实现他们各自目的的自由人，在一般情形中就决不能受那些告知他们必须做什么事情的规则的约束，而只能受那些告知他们不得做什么事情的规则的约束。但是，肯定性正义观却要求“社会”负有责任并确使个人获得特定的东西。〔51〕关于这一点，哈耶克指出，在福利制度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似乎养成了这样一种意识，即他们有正当的理由要求“社会”向他们提供它负有责任提供的那些特定东西。

经由上文对哈耶克关于正义的适用范围及条件与有关社会正义的拟人化社会观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根据哈耶克的观点，任何一种调整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彼此提供商品和服务之行为的正当行为规则系统都不可能产生符合任何社会正义之原则的结果或者某种可以被有意义地描述为正义或不正义的结果，因而任何个人的自由行动也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据此逻辑，我们可以说，给定自由市场秩序的非意图或非设计性质，那么无论人们做什么都不可能彻底根除所谓的“社会”不正义。因此，那些既主张自由市场秩序又倡导以一种社会正义方式分配物质财富的经济的人，乃是在倡导一种不可能之事或在主张一种毫无意义之事。的确，正如哈耶克本人所指出的那样，“十多年以来，努力探寻所谓的‘社会正义’的含义，一直是我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我的这项努力已告失败──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我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一个由自由人构成的社会来说，‘社会正义’这个说法实是毫无意义可言的。”〔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