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笔记里的广东“老举”：潮州妓女多赞誉

清末北京名妓凤仙、小桂合影。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广州方言称妓女为“老举”，这在清人笔记中颇引以为异。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广东称妓为老举，人不知其义，问土人亦无知者。偶阅唐人《北里志》，方知唐人以老妓为都知（编者注：音兜知，旧时妓院中的班头），分管诸姬。（中略）有郑举举（编者注：郑举举，唐长安名妓）者，为都知，状元孙偓颇惑之。卢嗣业赠诗云：‘未识都知面，先输剧罚钱。’广东有老举之名，殆以此始。”但袁枚考据未周，仅凭孤证，不足取信。孙橒在《馀墨偶谈》说：“举与妓粤音相近，老举即老妓之讹。”以音求训，近而未是。其实“妓”“举”为一音之转。在中古音中（据《广韵》），妓读“渠绮切、上声”与“举”甚为相近，粤方言称“妓”为“举”，可认为是古音孑遗。在今天的闽南语中，举、妓二字仍然音韵全同。都读ki。“老”则是类名的前缀词，故称土匪为“老攫”、称洋人为“老番”。

明清外省文人入粤，多感“如游化外”之奇，笔之于书者颇不少，其中对广东娼妓有所描述，则以乾隆以后笔记居多。这当然不是说，在广东，这一被恩格斯称为“最古老的行业”始于乾隆年间，而是说此业以乾隆以后为最盛，并以乾隆后渐渐形成区别于京师，也区别于秦淮画舫的又一种“水上营业”特色。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七》中说：“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北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中略）其地名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过于秦淮数倍，今皆不可问矣！”于此可见两点：一、明代广东妓业虽盛，尚无后来的水上营业特色；二、屈大均写《广东新语》之时，正三藩初定，此时经济凋敝，妓业飘零。色情消费是与经济景况相关联的。三藩平定之后，海禁重开；政宽赋轻，工商复苏。及至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封闭了闽、江、浙外贸口岸，广州成了中国唯一的对外港口，更形成了偏荣一隅的局面，“户足人稠，商船络绎”，广州成了国内国外商帮汇聚之地，当时俗称“走广”。

与此相应的是广东娼妓业也空前繁盛起来。故与“走广”相对的又有讽诫性俗谚“少不入广”。乾隆时人沈复说：“少不入广者，以其销魂耳。”他在《浮生六记·浪游记快》中有十分生动的描述：“出靖海门，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篷焉。先到沙面，妓船名花艇，皆对头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来，每帮约一二十号。”“一轮明月，水阔天空，纵横如乱叶浮水者，酒船也；闪烁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灯也；更有梳织往来，笙歌弦索之声杂以长潮之沸，令人情为之移。”这是形象的概观。而乾隆年间的妓业规模数字可从赵翼的《簷曝札记·卷四》中得知。这位时任广州知府的名诗人说：“广州珠江疍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中略）疍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架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水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中略）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中略）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即水上从“业”人员当在七八万人数，这还不算陆上的妓院。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更其繁盛。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九》：“曾按籍稽核，自虎门至会垣（即省城），妓馆凡十万家，游民仰给不下千万人。”当然他是包括了今日的东莞地区，但数字是猛增了。

从地点来说，水上妓业在珠江有一个从西往东迁移的趋势：乾隆年间以沙面为主，到嘉庆年间移到谷埠（即仁济路口附近），到光绪则迁到南渡头。张心泰《粤游小识》记光绪间情形：“土人云：此艇（紫洞艇）本泊沙面，近年始移谷埠，今又迁南渡头，较三十年前，仅十之一矣。”看来，到光绪年间，规模有所萎缩。广州的妓源来自省外、省内。据《浮生六记》载，有“籍湖南”、“豫产”，更有“来自扬州，余皆湖广江西人也”。其中扬州籍妓女有“扬帮”之称，可见其盛。而广州“土产妓女”则以操南曲为其特色。据陈徽言《南越游记》载：“南中土曲有二种，一曰‘摸鱼’，一曰‘解心’。‘摸鱼’良家妇女类能歌之；‘解心’则惟珠江花舫及勾栏中群艳歌焉。（中略）每灯晨月夕，狎客杂遝。小鬟抱琵琶歌以侑酒，宛转呢喃，满座倾耳。但其中悉用土字土语，非通其方言，末由领略，不解者翻觉沓沓可厌也。”

正为语言不通，故北方文人对广州“珠娘”语多讥讪，对潮州妓女则赞誉有加。袁枚《随园诗话·卷七》说：“广东珠娘皆恶劣，无一可者。”在卷十六还写诗讽刺：“所见绝无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难近多如鬼手馨’之句，相传潮州六篷船人物殊胜……”沈复《浮生六记》：“若此（按，指广州珠娘）野妆蛮语，谁为动心哉，一友曰，潮帮妆束如仙，可往一游。”道光间的陈徽言在《南越游记》中则几乎重复了袁枚的记载，并赞潮帮妓女：“潮州六篷船差胜，其人旖旎缠绵，且尚侠气。”赵翼在《簷曝杂记》中还记载了一位学官与潮妓相狎的逸闻：“潮州之绿篷船（即前说之六篷船）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侧，官吏亦无不为所染也。有‘状元夫人’尤绝出。某修撰视学粤东，试潮（编者注：潮州）毕，以夏日回广州，所坐船不知其为绿篷也。夜就寝，忽篷顶有雨渗及枕边，急呼群奴，奴已各就妓船去，忽舱后一丽人裸而执烛至，红绡抹胸，肤洁如玉，裹帷来视漏处，修撰不觉心动，遂昵焉。（中略）将别矣，而丽人誓欲相从，谓久堕风尘中，今得侍贵人，正如蜕骨得仙。复沦下贱，有死而已。请随入署，为夫人作奴婢以殁世。泪如雨不止。百计遣之不去，赠以五百金始归，而不知正其巧于索资也。及归，而声价甚高，非厚币不得见，人皆称‘状元夫人’（按，翰林修撰多出身进士第一）云。”

清承明制，凡文武官员狎妓者杖八十。但实际上士人们颇袭唐宋以前的遗风，征歌逐色，不以为耻，反自赏风流。赵翼笔下的修撰已是一例。袁枚就更自赏风流，在他的《诗话》中记下了“余至广州，诸戚友招饮花船”的“风流韵事”，流传后世。《南越游记》：“王益斋理问（理问为布政司属官）在潮时，好北里游（按，北里：唐时妓院集中之地，此代指妓院），选色征歌，殆无虚日，为人襟怀潇洒，复豪于诗酒，画舫中群爱慕之。”久任京官的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中虽对妓业有“趣穷之具，聚盗之囮”的严正指斥，但他在《思益堂诗集》中却寄托了对紫洞艇珠娘的流连之意：“珠娘装束学吴娃，窄袖青衫短玉钗，真有肤圆光緻緻，凌波不用凤头鞋。”

有官员们流连其间，他们自然是妓业的保护者。当然也有一些官员要加以抑制，如乾隆三十五时两广总督李侍尧就有此意，而当时的广州知府正是赵翼。赵后来回忆说：“余守广州时，制府（按，即总督李侍尧）尝命余禁之，余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编者注：赠送妓女的财物）皆出富人，裒多益寡（编者注：减有余以补不足。裒，音抔）一道也。’事遂已。”（见前书）赵翼把妓业看作就业与分富的手段，也是经济观点压倒道德尺度。后来，长期任京官的周寿昌也提出他对“广东妓业”的看法：“妓馆凡十万家，趣穷之具，聚盗之囮，率斯二者。顾游民仰给不下千万人，积重之势，良有司不能挽也。”他与赵知府观点有差异，但姑息的态度就没有区别了。

从乾隆年间到民国的广州，妓业久盛不衰，长期形成江上、岸上两个世界，江上是“烟花世界”，岸上是常人世界；妓女们以“埋街”“上岸”作为“从良”的代词。而其中又不知演绎了多少人间悲欢。从嘉庆年间的招子庸开始，为江上妓女写出了不少粤语说唱体文学，既以她们为描述对象，也由她们担当演唱主体，这成为粤语文学最繁荣的部分。招子庸的“吊秋喜”、无名氏的“男烧衣”、“女烧衣”，叶瑞伯的《客途秋恨》，一直到民国年间廖恩焘的《新粤讴解心》，延绵二百年。可以说，粤讴文学，与珠江的“水上妓业”相始终，成为这一血泪行业的蚌病之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