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清人笔记里的广东“老举”:潮州妓女多赞誉


来源:南方周末

人参与 评论

广州方言称妓女为“老举”,这在清人笔记中颇引以为异。”  正为语言不通,故北方文人对广州“珠娘”语多讥讪,对潮州妓女则赞誉有加。可以说,粤讴文学,与珠江的“水上妓业”相始终,成为这一血泪行业的蚌病之珠。

清末北京名妓凤仙、小桂合影。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广州方言称妓女为“老举”,这在清人笔记中颇引以为异。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广东称妓为老举,人不知其义,问土人亦无知者。偶阅唐人《北里志》,方知唐人以老妓为都知(编者注:音兜知,旧时妓院中的班头),分管诸姬。(中略)有郑举举(编者注:郑举举,唐长安名妓)者,为都知,状元孙偓颇惑之。卢嗣业赠诗云:‘未识都知面,先输剧罚钱。’广东有老举之名,殆以此始。”但袁枚考据未周,仅凭孤证,不足取信。孙橒在《馀墨偶谈》说:“举与妓粤音相近,老举即老妓之讹。”以音求训,近而未是。其实“妓”“举”为一音之转。在中古音中(据《广韵》),妓读“渠绮切、上声”与“举”甚为相近,粤方言称“妓”为“举”,可认为是古音孑遗。在今天的闽南语中,举、妓二字仍然音韵全同。都读ki。“老”则是类名的前缀词,故称土匪为“老攫”、称洋人为“老番”。

明清外省文人入粤,多感“如游化外”之奇,笔之于书者颇不少,其中对广东娼妓有所描述,则以乾隆以后笔记居多。这当然不是说,在广东,这一被恩格斯称为“最古老的行业”始于乾隆年间,而是说此业以乾隆以后为最盛,并以乾隆后渐渐形成区别于京师,也区别于秦淮画舫的又一种“水上营业”特色。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七》中说:“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北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中略)其地名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过于秦淮数倍,今皆不可问矣!”于此可见两点:一、明代广东妓业虽盛,尚无后来的水上营业特色;二、屈大均写《广东新语》之时,正三藩初定,此时经济凋敝,妓业飘零。色情消费是与经济景况相关联的。三藩平定之后,海禁重开;政宽赋轻,工商复苏。及至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封闭了闽、江、浙外贸口岸,广州成了中国唯一的对外港口,更形成了偏荣一隅的局面,“户足人稠,商船络绎”,广州成了国内国外商帮汇聚之地,当时俗称“走广”。

与此相应的是广东娼妓业也空前繁盛起来。故与“走广”相对的又有讽诫性俗谚“少不入广”。乾隆时人沈复说:“少不入广者,以其销魂耳。”他在《浮生六记·浪游记快》中有十分生动的描述:“出靖海门,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篷焉。先到沙面,妓船名花艇,皆对头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来,每帮约一二十号。”“一轮明月,水阔天空,纵横如乱叶浮水者,酒船也;闪烁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灯也;更有梳织往来,笙歌弦索之声杂以长潮之沸,令人情为之移。”这是形象的概观。而乾隆年间的妓业规模数字可从赵翼的《簷曝札记·卷四》中得知。这位时任广州知府的名诗人说:“广州珠江疍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中略)疍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架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水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中略)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中略)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即水上从“业”人员当在七八万人数,这还不算陆上的妓院。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更其繁盛。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九》:“曾按籍稽核,自虎门至会垣(即省城),妓馆凡十万家,游民仰给不下千万人。”当然他是包括了今日的东莞地区,但数字是猛增了。

从地点来说,水上妓业在珠江有一个从西往东迁移的趋势:乾隆年间以沙面为主,到嘉庆年间移到谷埠(即仁济路口附近),到光绪则迁到南渡头。张心泰《粤游小识》记光绪间情形:“土人云:此艇(紫洞艇)本泊沙面,近年始移谷埠,今又迁南渡头,较三十年前,仅十之一矣。”看来,到光绪年间,规模有所萎缩。广州的妓源来自省外、省内。据《浮生六记》载,有“籍湖南”、“豫产”,更有“来自扬州,余皆湖广江西人也”。其中扬州籍妓女有“扬帮”之称,可见其盛。而广州“土产妓女”则以操南曲为其特色。据陈徽言《南越游记》载:“南中土曲有二种,一曰‘摸鱼’,一曰‘解心’。‘摸鱼’良家妇女类能歌之;‘解心’则惟珠江花舫及勾栏中群艳歌焉。(中略)每灯晨月夕,狎客杂遝。小鬟抱琵琶歌以侑酒,宛转呢喃,满座倾耳。但其中悉用土字土语,非通其方言,末由领略,不解者翻觉沓沓可厌也。”

正为语言不通,故北方文人对广州“珠娘”语多讥讪,对潮州妓女则赞誉有加。袁枚《随园诗话·卷七》说:“广东珠娘皆恶劣,无一可者。”在卷十六还写诗讽刺:“所见绝无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难近多如鬼手馨’之句,相传潮州六篷船人物殊胜……”沈复《浮生六记》:“若此(按,指广州珠娘)野妆蛮语,谁为动心哉,一友曰,潮帮妆束如仙,可往一游。”道光间的陈徽言在《南越游记》中则几乎重复了袁枚的记载,并赞潮帮妓女:“潮州六篷船差胜,其人旖旎缠绵,且尚侠气。”赵翼在《簷曝杂记》中还记载了一位学官与潮妓相狎的逸闻:“潮州之绿篷船(即前说之六篷船)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侧,官吏亦无不为所染也。有‘状元夫人’尤绝出。某修撰视学粤东,试潮(编者注:潮州)毕,以夏日回广州,所坐船不知其为绿篷也。夜就寝,忽篷顶有雨渗及枕边,急呼群奴,奴已各就妓船去,忽舱后一丽人裸而执烛至,红绡抹胸,肤洁如玉,裹帷来视漏处,修撰不觉心动,遂昵焉。(中略)将别矣,而丽人誓欲相从,谓久堕风尘中,今得侍贵人,正如蜕骨得仙。复沦下贱,有死而已。请随入署,为夫人作奴婢以殁世。泪如雨不止。百计遣之不去,赠以五百金始归,而不知正其巧于索资也。及归,而声价甚高,非厚币不得见,人皆称‘状元夫人’(按,翰林修撰多出身进士第一)云。”

清承明制,凡文武官员狎妓者杖八十。但实际上士人们颇袭唐宋以前的遗风,征歌逐色,不以为耻,反自赏风流。赵翼笔下的修撰已是一例。袁枚就更自赏风流,在他的《诗话》中记下了“余至广州,诸戚友招饮花船”的“风流韵事”,流传后世。《南越游记》:“王益斋理问(理问为布政司属官)在潮时,好北里游(按,北里:唐时妓院集中之地,此代指妓院),选色征歌,殆无虚日,为人襟怀潇洒,复豪于诗酒,画舫中群爱慕之。”久任京官的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中虽对妓业有“趣穷之具,聚盗之囮”的严正指斥,但他在《思益堂诗集》中却寄托了对紫洞艇珠娘的流连之意:“珠娘装束学吴娃,窄袖青衫短玉钗,真有肤圆光緻緻,凌波不用凤头鞋。”

有官员们流连其间,他们自然是妓业的保护者。当然也有一些官员要加以抑制,如乾隆三十五时两广总督李侍尧就有此意,而当时的广州知府正是赵翼。赵后来回忆说:“余守广州时,制府(按,即总督李侍尧)尝命余禁之,余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编者注:赠送妓女的财物)皆出富人,裒多益寡(编者注:减有余以补不足。裒,音抔)一道也。’事遂已。”(见前书)赵翼把妓业看作就业与分富的手段,也是经济观点压倒道德尺度。后来,长期任京官的周寿昌也提出他对“广东妓业”的看法:“妓馆凡十万家,趣穷之具,聚盗之囮,率斯二者。顾游民仰给不下千万人,积重之势,良有司不能挽也。”他与赵知府观点有差异,但姑息的态度就没有区别了。

从乾隆年间到民国的广州,妓业久盛不衰,长期形成江上、岸上两个世界,江上是“烟花世界”,岸上是常人世界;妓女们以“埋街”“上岸”作为“从良”的代词。而其中又不知演绎了多少人间悲欢。从嘉庆年间的招子庸开始,为江上妓女写出了不少粤语说唱体文学,既以她们为描述对象,也由她们担当演唱主体,这成为粤语文学最繁荣的部分。招子庸的“吊秋喜”、无名氏的“男烧衣”、“女烧衣”,叶瑞伯的《客途秋恨》,一直到民国年间廖恩焘的《新粤讴解心》,延绵二百年。可以说,粤讴文学,与珠江的“水上妓业”相始终,成为这一血泪行业的蚌病之珠。

相关新闻:

[责任编辑:吕美静]

标签:清人笔记 广东妓女 广东新语 理问 招子庸

人参与 评论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0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