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谦：中国最优秀的作家

2012年04月26日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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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乃谦与“雁北文化”

丁幸娜

一般的评论文章关注的都是《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部小说的“语言”，但我重视的是“文化”。方言是区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区域文化最直接的表征。使用方言，才能在语言层面上直接造成文化上的差异感。通常来说，作家使用“方言”是为了提示读者，他所搬出的文化，与我们日常的文化是有距离的。方言会令初读小说的人产生“陌生感”和“间隔感”，它预示着小说背后有一种别样的、独特的文化在支撑着。曹乃谦使用方言和民歌，原汁原味，不作改动，就是想突显区域文化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曹乃谦多次强调自己是“乡巴佬”，写着“莜面味儿”的小说，也是一种强调文化独特性的策略。出版商和媒体也知道，“土”就是“新鲜”，土就是“看点”，土就是“卖点”，于是对“土”进行了商业包装。新浪读书频道连载《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网页上醒目的宣传语就是“土得掉渣的原生态生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很显然，如今文化上也兴起了“土特产”，并且想通过特殊的文化来带动地区旅游。出版《最后的村庄》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就和北京晋商道文化推广中心、新浪网，联合推出了“寻找最后的村庄”的心灵之旅活动，目的是推广“雁北文化”，带动区域旅游。这说明，文化上的“土特产”是有商机的，有内在价值的。我以为，中国文坛从80年代开始，学完了西方，学古典；学完了古典，再学民间、学少数民族的文化。那是在轮番挖掘不同的文化资源。因为大众需要“新鲜感”，而每一种文化资源也确实含有独特的养料。民间的文化能够养活大一批作家。每个作家都有立足于文坛的一点“资本”。沈从文在文坛能有一席之地，靠得还不是他的“湘西世界”、“湘西文化”？如今的曹乃谦，他创作的源头活水，他的文化资源，也正是他的“雁北文化”。在《最后的村庄》的封面上，就赫然印着“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等广告字样。《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写成于80年代后期，而同时我们可以联想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作家的“文化寻根热”，包括出了莫言的《红高粱》、阿城的《棋王》，汪曾祺、何立伟的一些小说，其实都在构造文化、贩卖文化，如果曹的小说也在这个时候出版，那也只是多了一道风景线而已。他们塑造的东西总是远离主流的、现实的、大众的生活，通常是经过作家自己包装过的边缘地区的边缘文化，那里的文化、语言、伦理和风俗都离我们特别遥远，而且作家都抱着不同程度的“文化炫示”心理（炫耀、展示心理）在写作。网络上就有人说，“讲故事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个故事只能由他来讲”。如果他们写了一半的小说，叫我们接着写，那肯定是写不出来的。何谓“雁北文化”？我想给一个自己的定义。“雁北”指雁门关北部地区，大概是今天的大同、朔州一带，位于山西省北部。现在我国行政区划中已经不存在“雁北地区”了，原所辖的十三县，七县属大同，六县归朔州。（《雁北志》）而我所谓的“文化”，包括了“物质文化”这一最基础层面，这一基础层面决定着其他层面，也渗透到其他层面上。服饰、饮食、建筑、生活用品等等，都属于物质文化。单纯的物质不是文化，但物质中一旦融入了人类的智慧，具有了地方特色，它就属于我所谓的广义上的“文化”。物质文化，再加上当地的方言、民歌、风土人情、伦理观念等就构成了一个“雁北文化”。“雁北文化”当然是多层次的，但最上层的文化由于靠近主流文化，反而与主流文化趋同了、没有特色了；最有特色的，就是的那民间的、地方的与基层的文化。曹乃谦依靠的正是这个基层的“雁北文化”，例如他使用了方言，民歌等等。另外，小说还是要与流传在当地的、由群众创作的、口耳相传说的“民间文学”有区别，它毕竟还是一种“作家文学”。我们的民间是有文化的，有宝藏的。曹乃谦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他能写出好的作品，就是因为长期浸润在民间文化之中，倚靠着民间文化的资源。甚至连他的“个人名言”都是用山西民歌的样式写的，例如“石头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曹乃谦在红九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弹过三弦，到过大同矿务局文工团，演小节目、拉二胡、小提琴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曹乃谦的成功，也证明这种民间的、地方的、基层的文化是有自己的力量和魅力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杂陈着多种不同时空的、错位的、多层次的文化，最“现代的”与最“落后的”，最“都市的”与最“农村的”最“富裕的”与最“贫穷的”，最“洋味”的与最“土气”的。这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曹既然提供了一个“温家窑世界”，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贡献。而文化上的落差感、距离感也正是曹乃谦希望营造的。他所描写的是最落后地区的文化，而他所希望的读者群，却是我们这些人。在对象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距离，存在着很大“文化落差”。这使得我们遥望这种文化的时候，仿佛遥望一座大山，能够感觉到大体的轮廓（甚至比身处于这种文化之中的人感受得更为清晰些）；但对于它内部事物的感受却是模糊的，内部个体之间的区别是很弱的。例如，曹笔下的人物负载了过多的文化特性，过于强调文化上的差异性，而缺少了个性与特性，成了一些“文化符号”。无独有偶，其实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也有这个特点。《边城》中“翠翠”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始终如烟似雾，模糊不清。她与沈笔下的其他女孩子相比，仿佛只有命运的差别，而无个性的差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类作品本来就不能避免的缺陷。我不知道，身处中国文化之外的马悦然先生是否对此有强烈的感受；但我揣测，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陌生感，可能会冲淡了这种距离感、文化落差感。对他来说，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而区域文化上的大的分别。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正是这种“文化落差”，使我们分不清楚，作者写的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我看到好几个采访曹乃谦的记者都不约而同地问：“你写的是真实的事情吗？”因为小说所描写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已经陌生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我们无法用自己的日常经验去分辨它真实与否。对于曹乃谦的地位问题，我想，目前要“盖棺定论”仍为时过早。一本《最后的村庄》、一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还是不足以说明问题。文学史对于作家创作的“质”与“量”是并重的。《春江花月夜》虽然是“孤篇压倒全唐”，但作者的地位仍然无法与李、杜相比。没有“量”，很难显示作家的变化性和丰富性。但如果一个作家只是简单重复自己，没有突破和创新，即使有了量上的优势，也是很乏味的。我并不反对曹继续沿着他原来的路子走下去（从实际情况来看，我想他真要换条路子也比较困难），但读者想问的是：“曹乃谦还能为我们提供多少东西？当然是指有效的东西。”能否以自己特殊的文化根基为基础，继续开拓、丰富自己的世界，是曹乃谦成败的关键，而我们的民间也许还有进一步值得发掘的资源。我对于曹乃谦的更多的是期待，听说他的中篇小说合集《佛的孤独》已经出版，还准备写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小说《伤逝九章》等，只是暂时耽搁了。最后我想说的是，曹乃谦用自己的小说呈现了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他对得起生于斯、养于斯的雁北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