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谦：中国最优秀的作家

2012年04月26日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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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对大陆评论界长期忽略这样一位优秀的中国作家，马悦然感到难以理解。2006年12月，曹乃谦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出版，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个小说集。2007年7月，早因马悦然的推荐而蜚声海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才在大陆正式出版，这两本小说在市场上都有不俗的销售成绩，但同时这也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界提出了一些问题：一，曹乃谦是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对他应该如何定位；二，中国批评界是否忽略了这位作家的价值；三，马悦然的评价是否可靠？在读完《最后的村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两本小说后，我认为曹乃谦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但说不上是一位大家，曹乃谦小说的特点很突出，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叙述方式和语言特色，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最后的村庄》在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描写民俗民情与乡村少女命运的作品，如《野酸枣》、《沙蓬球》、《斋斋苗儿》、《亲圪蛋》等，这类作品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作者饱含深情，以精致而又浑然天成的艺术方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明而可爱的艺术形象；二是书写作者对生活、生命的感悟，这些作品往往短小精悍，在形式上很自由，比如《小寡妇》、《老汉》等，以两三千字的篇幅，写出了作者对底层人深切的感情，而《小精灵》一篇，描写在火车上偶然遇到的一个小孩，状难写之情如在目前，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三是直接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如《老汪东北蒙难记》、《豺狼的日子》等，这类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在艺术性上还略欠缺一些。前两类作品代表了作者在艺术上的最高成就，是更值得重视的作品。在文学传统上，这些作品继承了中国现代小说“抒情诗”的艺术脉络，即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的传统，在小说的抒情性、散文式笔法等方面别开生面，其优秀的作品如《野酸枣》、《沙蓬球》等，能令人想起沈从文的《萧萧》、孙犁的《山地回忆》等经典作品，但作者却又有独到的发挥与创造，在色调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明丽自然，孙犁的小说清新细腻，那么曹乃谦的小说则更为幽暗，但他们对特定环境下“人性美、人情美”的关注则是相通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由29篇短篇小说和1部中篇小说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雁北地区1973、1974年极度贫苦的生活，作者对农村中的食物匮乏与性饥渴的状态有着细致的刻画，其最优秀的小说都是极为短小的，其特点在于简洁、含蓄，简洁使小说具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轻盈之美，含蓄则使作者把握住了中国人感情与伦理的表达方式。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但却缺乏更为整体性的构思，我们很难将之理解为“长篇小说”，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短篇小说集。曹乃谦小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语言上采用了一些方言土语，并成功地将之融入到小说的叙述之中，带有浓重的泥土味，达到了一种“既雅且俗，大雅大俗”的艺术效果，这令人想起赵树理的小说，但与赵树理将方言“化”为普通话不同，曹乃谦的小说则注重突显“方言”自身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曹乃谦有着类似韩少功、李锐等作家对语言的自觉。另外，对地方民歌的频繁引用，也构成了小说的一大特点，这显示了曹乃谦对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汲取，也是构成他小说“风俗画”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去以上优点，曹乃谦的小说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小说的风格化过于明显，不少作品自我重复，不但在风格、题材上重复，在叙述的姿态上也自我重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们读曹乃谦的一篇小说，会有惊喜之感，但读完他的一整本小说集后，会发现人物、故事与叙述方式都极为雷同，模糊在一起了；二、小说一直以“性与饥饿”来刻画农村中的苦难，但对“性”的描写与展示过于集中，如兄弟朋锅、母子乱伦、兄妹越界、光棍“跑马”、粪坑偷窥等等，有时显得格调不高，并有“炫异”之嫌；三、小说对苦难有着较为细致的呈现，但作者却时常流露出一种类似于古代“文人”那种欣赏、把玩的态度，有一种精英式的优越感，这使小说以“审美”遮蔽了对人物的同情、批判与反思。

如果我们承认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炜、李锐等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那么曹乃谦离他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他没有这些作家的文学世界那么丰富、宽广与深厚，也许曹乃谦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延续了“抒情诗”小说的传统，并做出了自己独到的探索，这使他在当代文坛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那么，中国文学界是否忽略了曹乃谦呢?

这涉及到曹乃谦作品的发表与出版情况，在《最后的村庄》的“后记”中，曹乃谦说，“收进本集子的作品，都是以前发表过的”，杨新雨在该书的序言中也介绍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巨擘汪曾祺就看中曹乃谦的小说，极力举荐他之后，还说他是‘一举成名天下闻’。他的小说连续发表于国内的大刊及港台的报刊，入选各种选本，被翻译到国外，文坛人物也多有评价”，而他后来是“因服侍病重的母亲，为尽孝而辍笔”了。

在这两本书的封底，附有王安忆、陈忠实、李锐、刘心武等人推荐性的短语，对曹乃谦的小说都有极高的评价，这些评论都摘自这些作家1990年代初期对曹乃谦的评价。曹乃谦在《命运的安排——我的一些和文学有关的事(五)》一文中介绍了更多人对他小说的赞赏，海峡两岸都有，并且说，“从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的4年后，也就是1991年，我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时我还没有出过一本书，没有写过一部长篇或中篇，仅仅发过20来万字的短篇小说，一眨眼工夫就被破格‘提拔’成了中国作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文学界对曹乃谦并没有故意的忽略，而只是没有马悦然的评价那么高罢了。至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出版，马悦然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书的“内容提要”中，提及正是因为在马悦然的高度评价，“从而引起港台及海外地区高度关注。台湾地区抢先推出其中文繁体字版，美国、德国等地也相继组织翻译。由马悦然亲自担任翻译的瑞典译文也于2006年在瑞典出版。”而大陆版的推出则是2007年7月。马悦然和他背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它不仅忽略了20世纪初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也忽略了瑞典本国最伟大的作家斯特林堡，在冷战时期甚至成为东西方斗争的工具，其客观性与公正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承认其权威性，那也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19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一个对象，中国文学的伟大与否，并不是某一个外国文学机构所能评定的，而在于它是否表达出中国人独特的经验与美感，是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起到了推进作用，是否为中国普通读者所真心喜爱。就马悦然个人来说，对曹乃谦的评价，首先受制于他的个人趣味，他像一般的海外汉学家一样，不喜欢“感时忧国”的作品，更喜欢“抒情诗”的优美动人，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沈从文的喜爱，个人趣味是时代与环境的产物，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之凌驾于中国文学之上作为评价的标准，则难免跨越了界限；其次，则是政治与民族偏见，我们注意到《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背景是1973年左右的中国，小说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描述为贫穷、愚昧、落后，似乎不可理喻的世界，虽然较为隐约，我们似乎也不难看到马悦然对之肯定的背后，存在着他对中国在政治与民族上的双重偏见；第三，从现实的效果来说，曹乃谦的小说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在“文学场”上也获得了成功，这双重性的成功不仅属于曹乃谦，同时也是属于译者马悦然的，与曹乃谦的亲近关系使他的评价不得不打上一点折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曹乃谦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但说不上是一位大家，中国文学界对曹乃谦并没有忽略，只是没有马悦然的评价那么高，而马悦然的评价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不足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