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作品要以揭露黑暗为主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都决定了西方读者应该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废都》更有兴趣，而与《高兴》有所隔阂才对。可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社会对我们中国人自己所重视的这类以思想性见长的小说没有丝毫兴致，连葛浩文都说《废都》“无聊”，不愿意亲自动手来翻译。令他们觉得有趣和亢奋的是像《高兴》这样直接来展示当下中国人，严格说是当下下层中国人流离失所的小说———这类小说的生活细节表现得越直接越好。至于那些像表现知识分子阶层的灵魂骚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性探求等更能体现出现代性诉求的作品，则不在他们的关注范畴之内。

这当然不是说他们不可以喜欢像《高兴》这类的作品，而是说他们对这类小说的独尊与推崇，主要是基于一种不正常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或许可以从阿里夫·德里克批判欧洲怠慢东方国家的一番话中，体味出一些滋味来。他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一文中说：“这些社会（指东方国家，笔者注）非但被视为有别于欧洲发展的同时代模式，反而被置于欧洲早已抛在后面的发展的某一台阶上。它们让欧洲人隐约看见的不是作为可选择的现在、而是欧洲发展的一个过去阶段，即人们所描述的‘我们同时代的祖先的一种理论’。”这段话有些残酷，我们不怎么愿对号入座。可不管愿意不愿意，东方国家与欧美诸国相并列时的“映衬”地位是更改不了的，即我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想起了欧洲的“一个过去阶段”以及“祖先的一种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欧美读者不喜欢阅读我们的知识分子小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厌恶有思想性的小说，而是认为我们的文学还远没有“进化”到可以来探讨思想的高度，或者想得再坏一些，即某些西方读者或学者抱有一种类似于“观淫癖”等不健康的心理来看待今日之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的小说写得深刻不深刻没有关系，作家的思想现代不现代也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必须得从我们小说中读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以及中国人畸形、变态的情感生活。唯有如此，才能印证出我们的发展与他们是不同步的。

在欧美国家的认知范畴中，中国文学只能在反映中国现阶段的愚昧生活和欠缺的人格方面有所作为，一旦离开了苦大仇深的线路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那些以欢愉、享乐为基调的性爱小说，甚至包括像《废都》这样借性爱喻体来表达社会价值信念崩溃的小说，都引不起他们的阅读欲望。他们的阅读期待心理是，要想暴露社会的黑暗以及国人价值信仰的崩溃，就直截了当地描写出来，别用那些象征、暗喻等拐弯抹角之类的东西。因此我们说贾平凹与葛浩文是一场错误的对话，贾平凹试图以思想的深刻性，外加凌厉的性描写来对美国文坛发起冲击；而葛浩文则认为，贾平凹所秉持的这两条，都不足以与《高兴》中所展示出来的农民工的生活，也就是社会政治性相抗衡。如此说来，欧美人好像对小说中的性描写部分不感兴趣，令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较为严肃的现实描写。

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喜欢性爱描写，只是不稀罕出自中国作家之手的这种描写。卫慧的《上海宝贝》在西方社会颇为畅销，许多人便以为中国作家是可以凭靠“性爱”之利器打入西方市场的，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如果不是官方针对《上海宝贝》发布过一个所谓的“禁售令”，就凭这本书中所描写的同性恋、吸毒以及手淫那点事———在西方社会里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是断然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的。归根结底，像《上海宝贝》这类在思想和艺术上都颇为低劣的小说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登陆，凭靠的并不是这本书自身的魅力，而是因为我们把该书定性为“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样板，从而勾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总之，《上海宝贝》的“出奇制胜”，靠的还是中国“政治”这张牌。缺少了这张牌，西方人是不会对出自于中国人之手的性爱小说感兴趣的———中国的性爱只能借助于政治而存在，偏离了政治的性爱是无人观赏的。读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涌上心头：西方人既然对我们的性爱描写不感兴趣，为何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小说时，还为其增写了一些原作中没有的性爱片段？

问题的玄机就在这里。我们的作家凭靠纯粹的性爱描写是难以敲开欧美文学之大门的，可是如果书中展现的是政治主题，那么适当地增加一些性爱描写的片段，则又会大受欢迎。这不难理解，一则是性爱，特别是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性爱，能更好地烘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二则性爱能有助于更好地调动起作者的阅读兴趣。中国的政治是有趣，可整本书光是政治，没有其他的调味品，就难免会令人觉得单调。

翻译界对葛浩文添加原文中没有的性爱片段，有过不少学理上的探讨。其实这压根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仅仅是个市场营销策略问题：政治+性爱，便是中国文学这个“商品”在欧美市场上的“卖点”———一部作品能否畅销，就得看这个“卖点”是否具有吸引力了。总之，我们的本土研究者和作家赋予我们的文学很多功能，但是在欧美的翻译者和读者那里，这一切的一切都统统被简单化了，即我们文学的全部价值似乎就在于与政治，确切地说还是与落后的一国之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游离于这个题材和主题之外的中国小说哪怕再优秀，也难以在欧美文学舞台上一展风姿。

葛浩文以“市场”作为翻译中国文学的准则，看上去是远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思想在发挥作用。因为中国人在欧美国家的这个“市场”里，除了“东方主义”长期以来积淀下的那种形象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形象。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文学翻译，短期看，由于符合西方人的心理期待，容易叩开西方社会的大门；但是，从长远的效果看，不但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的进一步误解与扭曲，还会使中国文学离着所谓的世界中心越来越远，而成为“非文明”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