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作品要以揭露黑暗为主

如果把葛浩文所翻译的作品大致归拢一下，再结合他对作品、作家的赞誉，会发现这其实并非是忽视不忽视的问题，而是葛浩文赋予中国文学的一种价值属性。也就是说，葛浩文从“人性恶”的角度来理解、赞誉和接受中国文学，即把好的中国文学与纯粹描写坏人、坏事等同起来，主要并不是因为他天生就对丑与恶有着特殊的审美嗜好，而是蛰伏在其头脑中的那个“东方主义”观念在发挥作用。

“东方主义”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个庞大的概念，“东方主义”所包含的内容是多层次的，不是简单几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置身于两种不同文明行程中的人，西方人在审视东方人时的价值判断，便有了他们心目中的所谓“东方脸谱”。这张“脸谱”通常是由两个侧影构成的，一个侧影是可怕、恐怖、暴力、肮脏而又贪婪的，这是一个愚昧而又可憎的东方侧影；另一个侧影是以女性身体为暗喻的异域风情，这是一个性感而神秘，古老而又变态和巫气、邪劲的东方侧影。在20世纪的70年代，赛义德针对在欧洲大行其道的“东方主义”，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他指责西方人对东方太过于简陋与粗暴了，是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对整个东方进行的一次“机械的图式化处理”。

由于此话题的敏感，西方人一般情况下不会公开发表对这方面的看法。但是不说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不公开说，不意味着就不能曲折地反映和折射出来。就像现在的美国社会并无人公开发表侮辱东方人的言论，可是美国读者在进入中国文学的阅读阵营里时，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开启那个“东方主义”的程式按钮。沿着这个程式按钮所指引的线路行走的西方读者，会对哪类的中国文学有兴趣呢？

2008年，葛浩文对美国读者的阅读需求意愿有过一个概括。这个概括，对我们了解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很有启发。他说：“现在，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另外，美国人对讽刺的、批判政府的、唱反调的作品特别感兴趣。就比如，一个家庭小说，一团和气的他们不喜欢，但家里乱糟糟的，他们肯定爱看。”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晦涩，就是说美国读者对当下的中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有想了解中国现状的意愿。与从报纸上了解相比，他们更希望能通过作家们的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境遇。显然，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比报纸能更为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当下情况。

喜欢真实，不希望被冠冕堂皇的东西蒙蔽，这种心理诉求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他们所要求的真实又不是全方位的真实，而是有着特殊心理需求的真实：文学作品如果反映的是现实生活和国家政治，那表现的内容一定得是“唱反调”的；如果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中国家庭伦理关系，那作者一定得在里面描写相互间的尔虞我诈，人性负面的东西暴露得越多越好。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偏离了这个航道，他们就无论如何也不感兴趣了。正如葛浩文在五年后对西方读者口味的又一次重申：“凡是对现状有批判的，就喜欢；赞扬的，欧美读者就不看了。”

文学不回避丑与恶，但文学从来也不是专门呈现丑与恶的代名词。西方读者把中国文学毋庸置疑地定位在与黑暗、丑陋相连的价值维度上，说明他们在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时，遵循的依旧是那个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观念，即便到今天也无太大改变。

二、政治+性：西方市场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规约

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时，始终坚守一条底线，即其翻译的作品，必须得以描写和揭露黑暗为主。如果缺少了这一“看点”，是绝对不可能进入到他的翻译视野的。一旦了解了葛浩文的这一翻译脉络，以往的许多不解与困惑，如其为何轻视艺术风格，坚持从题材、主题等非艺术角度来择取作家与作品等，也就迎刃而解了。总而言之，葛浩文的翻译就是一种主题先行式的翻译，即不管中国文学的种类和风格是怎样的，只有那些与他头脑中固有观念相吻合的作家与作品，才有可能进入到他的翻译系统中去。

葛浩文的这种“定位”，说明他并没有把中国小说视为一种纯粹而独立的艺术作品，相反地把其主要限定在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以及中国人情感内容的实用指南范畴之中。或许这也还是可以理解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地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所指性。我们同样也会从欧美人的作品中了解我们想知道的东西，譬如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著名后现代小说家唐·德里罗以此事件为背景的小说———《坠落的人》也引起了我们的广泛阅读兴趣。无疑，这种兴趣的产生不能说与“九一一事件”本身没有关系。然而，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时切入的角度，与他们切入我们文学的角度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具体说，我们的研究者在读《坠落的人》时，思考的主要是这场灾难给纽约人、美国人，乃至于整个人类的精神所带来的困惑与痛苦，即考虑更多的是形而上问题，甚少有人会把这部小说与美国社会内部的黑暗以及美国家庭内部情感的丑陋、龌龊联系到一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处处与现实生活细节挂钩，其狭小的阐释格局都会遭到业内人士的嘲笑。比较之下，欧美人，包括那些专业研究者绝对不会从世界性、人类性的角度切入到中国文学中来的。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文学就是一种地区性、局部性的文学。假若说我们从来都是把欧美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中心与潮流，那么欧美文学则从来都视我们的文学是一国之文学，其所反映的事件、人物和情感与世界人民，特别是欧美国家的人民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因此才会出现用一套特殊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的荒唐事：题材越贫贱，主题越黑暗、人物越荒蛮、龌龊，小说就越深受欧美国家读者的欢迎。

文学当然可以沿着黑暗面来构建自己的价值，但是，当一种文学里放逐了爱、善良与光明这些人类最为本初，同时也是人类最终追求的美好情感，有的只是铺天盖地的邪恶势力以及乌云密布的丑陋现象时，就说明我们作家的心态和审美出现了问题，即开始自觉地用“东方主义”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写作了。换句话说，翻译的强势介入使作家们的创作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为了使作品尽快地走出国门而有意识地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需求。这些年来中国的作家越来越远离现代性探索，一味热衷于在原始、荒蛮的故事、人物中发掘“诗意”，无疑就是对“东方主义”翻译思潮的一种回应。如果这种思潮仅仅是在题材、主题上对中国文学有所规定也就罢了，糟糕的是，我们即便是沿着黑暗、愚昧的线路来书写现实与人生还不够，还必须在具体的写法上，如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小说所展开的思想纬度以及叙事技巧等方面都得满足他们的要求才行。那么，如此细致的要求是什么呢？

这一点依旧可以从葛浩文那里得到答案。曾经有中国的学者请教葛浩文，美国的读者到底喜欢中国的哪几类小说时，他的回答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小说他们不怎么喜欢。他们喜欢的有两三种吧，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第二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他们很喜欢的。其他像很深刻地描写内心的作品，就比较难卖得动，可能美国人就是怕看那个，呵呵，不知道了。”听了葛浩文的这番话，我想我们的作家和学者多半也会跟着哈哈一笑。笑过后也就释然了：经济市场信奉的就是“竞争”二字，以思想性、灵魂性见长的知识分子小说竞争不过那些性爱、政治小说，怨不得别人，要怨也只能怨自己“生不逢时”。可是，如果走出这种所谓市场机制的羁绊，而从更高层面的文化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便会发现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这种对“知识分子小说”排斥的背后，其实是对我们进行深度思考的排斥与抗拒。也就是说，在欧美人的价值范式中，深度地思考社会与人生不是中国作家应该做的事情；中国作家的任务就是把自身生存的黑暗语境描述出来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中国的作家就不必多虑了。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以葛浩文对贾平凹的小说翻译为例。

莫言获奖以后，有不少人说贾平凹的小说写得比莫言好。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说法影响了葛浩文，反正曾翻译过贾平凹《浮躁》后又住手了的葛浩文，最近决定又要重新翻译贾平凹的小说了。从他们两人的洽谈语气看，这次的翻译好像是个系统性的工程。如果想把一个作家的作品较为系统地引入到另一个国家，先让这个作家的哪部作品登台“亮相”显然是极有讲究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书的“定位”也就是这个作家的“定位”。恰恰在这一点上葛浩文与贾平凹出现了分歧：贾平凹认为他的作品应该从《废都》开始，葛浩文则觉得应该从《高兴》开始。葛浩文对这两部小说的市场估计是：“贾平凹的《高兴》会有读者，《废都》应该也有读者。”一个是“会有读者”，另一个是“应该也有读者”。“会有读者”的《高兴》写的是土地变迁后农民工的流离失所的生活，里面的主人公是进城拾荒的农民和靠卖淫挣钱的女孩子；“应该也有读者”的《废都》曾经被我们视作是当代的《金瓶梅》，里面写的是几个中国作家、书法家和画家等上层“闲散文人”的荒诞生活。

在《高兴》与《废都》之间，我们的本土评论家无疑是更看好后者的，看好的原因不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性描写，而是会从艾略特的《荒原》角度赋予这部小说独特的现代性意义。换句话说，揭示了整个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以及价值信仰在20世纪90年代崩溃与变迁的《废都》，在中国评论家的话语体系中承担着中国人的思想蜕变，而且是往现代性方向蜕变的承上启下的优秀之作。比较之下，《高兴》仅仅展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苦难史，即中国人的局部历史。就现实意义而言，表现中国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高兴》，在现阶段的中国文学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可是如果从与西方文学交流的角度来说，《废都》无疑更容易与西方的读者产生共鸣。这样说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当代中国人在90年代所展示出来的精神困惑与价值迷失，西方人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出现过，而贾平凹在完成了《废都》之后，也曾在“后记”中说，这部书“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西方文学一直都在强调和张扬普世价值，而这无疑是普世价值中的一种———展示的是人类在特有的路程中所共有的心理历程。如果西方人真的对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心理路程以及灵魂世界感兴趣的话，《废都》无疑是最佳的切入文本；第二，对自我灵魂进行深度剖析与探讨恰恰是西方文学所固有的特点，我们当代作家在这方面所展示出来的特长，或多或少可说是受他们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