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作品要以揭露黑暗为主

■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时，始终坚守着一条底线，即经其手所翻译的作品，必须得以描写和揭露黑暗为主。如果缺少了这一“看点”，是绝对不可能进入到他的翻译视野的。一旦了解了葛浩文的这一翻译脉络，以往的许多不解与困惑，如其为何轻视艺术风格，坚持从题材、主题等非艺术角度来择取作家与作品等，也就都迎刃而解了。

■葛浩文以“市场”作为翻译中国文学的准则，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思想在发挥作用。因为中国人在欧美国家的这个“市场”里，除了“东方主义”长期以来积淀下的那种形象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形象。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文学翻译，不但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的进一步误解与扭曲，还会使中国文学离着所谓的世界中心越来越远，而成为“非文明”的代称。

目前的文学界和翻译界一致认为，葛浩文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完美无缺，并认为中国文学要在世界上崛起，必得依仗像葛浩文这样的海外翻译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葛浩文一口流利的汉语，以及由他所翻译的中国当代小说在世界文坛上的反响迷住了，而严重忽略了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其实并非是一种自主的翻译，而是受制于“东方主义”禁锢之事实：中国文学在欧美国家的市场里，并不是想“卖”什么就可以“卖”什么的，我们必须得按照人家的心理期待和审美需求来盘整自己的“货品”。

一、市场：一种低调而隐蔽的权力话语

葛浩文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学并长期在此耕耘的美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学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他的翻译，中国文学走上世界舞台，特别是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肯定还会往后拖延一些时日。

然而，当华丽的大幕落下，以往的文学光环暂告一段落之后，却恍然发现，被我们所广泛推崇与赞誉的葛氏翻译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相反存在的问题还很大。这里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指他的翻译技巧——任何一位翻译家的翻译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以及局限，这都是局部上的细枝末节，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指他在翻译、引介中国文学时所秉持的那套价值理念与翻译准则。

当一位翻译家步入异国的文学园地，并决定采撷若干奇葩带回本国时，他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采撷标准问题。葛浩文也不例外，他对自己所持有的翻译标准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我看一个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喜欢，如果我觉得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无疑，西方市场的需求标准就是葛浩文翻译中国文学的标准。这种高调皈依市场的做法，好像说明葛浩文并没有把中国文学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产品，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商品”———与那些摆在货架上的日用品没有什么更本质区别的商品引入的；同时似乎也说明葛浩文把与中国作家的合作看成是一项纯粹的“交易”，正如去年底葛浩文在上海的一场发言的题目：“作者与译者：一种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的关系”。

葛浩文在中国大陆操持的这套话语体系，似乎是想向我们的作家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你情我愿、互惠互利的，是属于经济范畴之内的合作，与政治意识形态是完全无涉的。不知道当代西方作家是如何看待作家、作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的，反正中国作家对葛浩文所标榜的这个标准，都觉得特别地能理解并纷纷予以配合。大家的共同心理是，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是不带有任何先入为主之偏见的，他翻译谁和不翻译谁，翻译哪部作品和不翻译哪部作品，完全是根据欧美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即他遵循的是市场运行的规则。总之，中国作家们基本上都是从优胜劣败的角度，来理解葛浩文所说的“市场”之含义的。

葛浩文的翻译是以其身后的那个欧美市场的标准为标准的。不过，这个市场标准可不是我们理解中的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的标准，而是特指那个早有“预谋”的，即在“东方主义”阴影笼罩下所形成的有特定含义的“市场”标准。换句话说，葛浩文在翻译、引介中遵循的市场标准，说白了就是一种“东方主义”标准。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中国作家、作品的鉴别与甄选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归根结底，翻译与引介就是对他国文学的一种“再现”。那么葛浩文在中国文学这座大花园中，都选择向欧美国家“再现”什么？

对中国新文学有所关注的人都知道，自“五四”以来文学的创作种类一直都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批判现实、揭露黑暗的“人生派”；也有围绕人性展开的温情与爱情的“浪漫派”；还有以乡愁、乡恋为轴心旋转开来的缱绻、隽永的乡土情怀；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像以鲁迅为代表的以思想性见长的精英式创作。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极个别情况，譬如出版社特别指定邀他翻译哪部作品外，由葛浩文自己所选定的作家、作品几乎全部都是集中在第一板块中的。而这一板块中的小说大致可以划分成两类：一是以莫言等为代表的通过展示农民愚昧、龌龊的生活，来反映中国社会与制度的不完善。作品所张扬的主要是昏庸的社会管理和愚昧的国民性；二是以苏童等为代表的通过刻画中国古代大家庭所特有的结构模式，揭示出中国家族内部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这里强调的主要是人与人，特别是夫妻之间、妻妾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仇视与残杀。

这两类小说在写法上有所不同，但其共性是都集中彰显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中的丑陋与恶习。而这两点恰恰是最能打动葛浩文的地方，诚如他对苏童小说的赞美：“我喜欢他的作品，尤其是《米》和《我的帝王生涯》。《米》写得特别好，小说里一片黑，一个好人都没有，一点好事都没有，……他全部写badside（坏的一面，笔者译），甚至把好的一面也压下去了，所以他描写的那些人的内心世界真是丰富，所以我基本上同意‘人性恶’。”评判一部小说的优劣可以有若干的视角与准则，可是如果把一部小说的好，完全归结到是由于该部小说展现的全部是坏人、坏事就不能不令人觉得怪异了。稍有一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部好的小说和一个成功的人物，是绝对不可能建立在“扬恶”的标准之上的，这样会抹杀了文学的丰富性而导致概念和脸谱化。长期从事文学翻译的葛浩文怎么会忽视如此浅显的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