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写百首“环保诗” 控诉破坏环境行为

自1928年重九出生于南京，到1948年转港赴台，余光中在大陆生活了足足21年。

【导读】自1928年重九出生于南京，到1948年转港赴台，余光中在大陆生活了足足21年。对于自己究竟是哪里人，诗人这样解释，“我是广义的江南人，是常州人，南京人，厦门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最近20年，我不断通过诗，来提醒我的读者环保有多么重要，我甚至在诗里控诉破坏环境的行为。”

幼时江南“蛮田园风味的” 我是广义的江南人，是常州人、南京人，是厦门人，也是川娃儿、五陵少年。这多半和家族、历史渊源有关。

因为父亲是泉州永春人，母亲和妻子都是常州人，而我自己生在南京，直到9岁都生活在这个城市。中间也和父母回过泉州。所以，这些地方都可以说是我的故乡。

离开大陆的最后的一年是在厦门。厦门地处闽南，和江南的南京、常州相当不同。但这三个地方文风极盛，尤其是闽南，闽南的乡音，跟古诗古文比较近，亲近古人。我现在口音混杂，只能说是普通话。小时候普通话带江南口音，现在的普通话会标准一些，但还是有乡音在里头。

小时候住在南京，因为父亲的工作在南京。印象中，那时江南一带，虽然像无锡都有工业了，但一般来讲还是蛮田园风味的，比如很多人养蚕、喜欢放风筝，这些都还是保存了古风的。母亲那边的亲戚是大户人家，有好多房住在一起，当然不是如红楼梦那样高官显贵，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产阶级，住在里头亲戚有书法家，有教员，也有企业家。

“回乡了还是惆怅”

1992年，我回到大陆。那可不是我小时候认识的故乡，当时我应邀去了北京。虽然算是回大陆了，但是我小时候没有去过的北方。

我所知道的北京是有胡同的，倒不是王侯卿相的贵族社会，而是民国初年文人所描写的胡同。结果我回去，旧的很旧，像故宫；新的就像外国的公司、合资的大楼。但胡同呢，却渐渐消失了。

这些地方不少都被拆迁了。去年我去北大，人家带我去看梁启超的故居，已经没有当年的规格了，里面住了好几十户人家。

真正回到故乡南京，是在2000年，当时我回到母校南京大学，感慨万千，最深的记忆就是小时候桂花的香味，那时江南的人家庭院都有一棵桂树，或者有很多桂树，桂花落得满地，而这些感觉在台湾是没有的。

不回乡是惆怅，回乡了还是惆怅。就像小时候在漕桥的院子里捉迷藏，小伙伴们有的躲到了水缸后面，有的躲进了竹林，等我睁开眼，他们却是真的不见了。等我真的再回来找，物是人非，他们中许多已不在人世了。

有一点让我很是失望，长江和其支流污染严重，或缺水，或断流，再比方说，洞庭湖、鄱阳湖严重地缩小，诸如此类。这些好像只能到唐诗里去寻找了。

建筑物后来就是越来越西化了，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县城都有很高的楼。以前的房子，像苏州常州是一进、二进、三进的民居，现在渐渐看不到了。

抗战时期，我在上海度过一学期简短的小学生活，是在法租界上的“醒华小学”。租借的学校非常西方风味，从那时候我开始学英文，现在这个小学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我印象中学校靠近霞飞路(现淮海中路)。我还保存着当时的一个成绩单。后面到上海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找，去上海演讲、座谈，通常不得闲，没有特别去旧地重游。

“我爱画地图”

写作《乡愁》这首诗时，大陆正值“文革”时期，约在1971年，那时台湾和大陆没有任何交流的可能。随着流失的日子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20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用了20分钟写了《乡愁》。

我爱画地图，也常借地图来表现乡愁。我常常展示一幅1948年从大陆带去台湾的残缺的地图，就像凝视亡母的旧照片一般。

现在，我仍然保持着画地图的习惯。妻子在美术馆做义工导览，需要用地图来告诉观众，某位画家这一生到过哪些重要的地方，所以我就帮妻子画地图来引导观众。

数十年来，我收集了不少地图，包括上述带去台湾的那份残缺老地图，我现在仍然还保留着。后来打开老地图，我发现当年四川一条客运铁路都没有，只有运煤的轨道。

在1992年之后的22年里，我回大陆约有五六十次，去年一年到大陆就有五六次。

所以，这些年我就不写乡愁了，而是写还乡，比如说我回南京，回厦门，我最近的一本散文集叫《青铜一梦》，里面写我去山东、大连、黄山、温州雁荡山，这类在大陆各地的游记也越来越多。

写了百首“环保诗”

最近20年，我不断通过诗，来提醒我的读者环保有多么重要，我甚至在诗里控诉破坏环境的行为，我也为很多国家公园写了诗，还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也有一些写的是我生活了近30年的高雄。这类“环保诗”我写了100首左右，散编在我的一些诗选里面。

我写作“环保诗”的背景，是1980年代的台湾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当时台湾的当政者蒋经国启用不少技术官僚，在把台湾社会经济发展推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然而，与经济高速发展不匹配的，是台湾人对环境的破坏。当时，许多森林被砍伐用来种植槟榔、建造商业区，工业污染物侵入农田，导致稻米镉元素超标，不堪食用，饮水也不再洁净。一些台湾的学者直言，台湾在生态上的损害，已经到了难以挽救的边缘，再多损害一分，台湾生态将会全然崩溃。

这就是没有先见的社会，工业是发展了，可是后工业带来的后遗症，没有先见，没有预算，也抢救不来。有的时候是官商勾结，小老百姓也无可奈何，这个跟政治的背景也有关系。台湾虽然是相当“民主”，在选举、在言论自由，可真正危害环境的大商人，都有政府在后面纵容他们，这个是需要谴责但又无力去改正的。因为人民自己的警觉也不够。

台湾的环境在小的区域内可以保存得不错，譬如像台湾有很多地方的“国家公园”，管理上是相当严格的，不准在里面搞任何污染的东西，绝对不可以设厂。有一个大陆游客经常去观光的地方叫太鲁阁，就管得很严，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可是一些地方有很多“山老鼠”(山贼)，偷偷砍伐破坏森林，唯利是图，一卡车一卡车地把沙石运到城里来，和着水泥来盖房子，这类现象在台湾都还是存在的。

台湾最近有一部热门的纪录片叫做《看见台湾》，是摄影家齐柏林航拍的，到电影上线播放的时候，民众们才发现台湾的污染、森林破坏是这样严重，这部电影引起民众的警觉和反思，政府当然也就被迫跟进处理。 大陆著名的环保专家梁从诫曾造访台湾，我们之间有一次座谈，对彼此的事业进行声援。梁从诫就是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的儿子，他在环保上的作为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环保是全球性的议题，比如空气的污染、森林砍伐、濒临灭绝的鸟类、动物的杀害，对于过境的候鸟的保护。媒体报道大陆人吃熊胆的新闻后，也引发不少台湾人的关注，一些台湾的有心人，听到婚礼宴席上有鱼翅这道菜，就通过拒绝参加婚礼来抗议。

台湾在垃圾分类上做得比较成功。民众普遍遵从政府的规定，按照不同的箱子来丢弃垃圾。这成为了马英九的一大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