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私人阅读史：禁忌年代的共同记忆

反对邪恶势力的托尔斯泰

本报记者 李怀宇

1937年12月，14岁的草婴随家从宁波避难上海，开始对俄罗斯文学发生浓厚兴趣。在随一位俄侨教师学俄语后，草婴认识了姜椿芳，在俄语学习上得到极大帮助，称“姜椿芳是我一生的楷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草婴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德国正式投降后，草婴到上海塔斯社成为专业翻译工作者。在塔斯社这几年，草婴在翻译中提高俄文水平。多年后，有苏联朋友到中国来，问：“你是莫斯科学的俄文还是列宁格勒学的？”草婴开玩笑说：“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是在上海的俄罗斯大学学的。”

1950年代，草婴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他译了一些苏联小说，主要是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第一部和第二部、《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还译过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文革”开始，肖洛霍夫被污蔑为苏修文艺鼻祖，草婴因翻译其作品，被斥为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草婴回忆：“1950年代苏联作家作品很多，我最重视的作家就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的作品思想性比较强，他主要是信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写作上是现实主义的，而且非常成功。在当年的苏联，他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家，他作品在苏联和中国都是有争议的。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最成功的作家。他写作很多技巧都是向托尔斯泰学习，比如，他的小说里有很多心理描写，这是托尔斯泰作品最大的特色。这可以联想到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翻译托尔斯泰。我是‘文革’最早批斗的对象，后来就隔离、劳动、受伤，十年来就苦苦熬过来。”

草婴本来就有胃病，当时靠边去劳动。1969年在农场割稻子，身体很虚弱，身重不到一百斤，结果大出血，上面吐血，下面便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幸好在医院里抢救成功。

1975年1月28日，草婴在上海出版系统的建筑工地上劳动。水泥包运到工地，要求那些“臭老九”去背水泥。天已经昏暗了，草婴站在卡车边等车上的人把水泥包放到我背上。背了几包后，他还没有站稳，一包水泥下来，正好打在他的背上。草婴当时听到“格嗒”一声，脊梁骨断了，人就昏过去了。工地对面是瑞金医院，X光一检查，说草婴第十二节胸椎骨折。这地方骨折挺麻烦，不能上绷带，不能上石膏，唯一的办法就是躺在木板上一动不能动，自然愈合。当时草婴已经失去知觉了，医生跟他家属说了，如果错位了就麻烦，轻则下肢瘫痪，重则生命难保。草婴家里人要求住院，医院不收牛鬼蛇神，就到家里临时搁了一块木板，他就仰天躺着，保持一个姿势，吃喝拉撒都是家里人照顾，不能动一动。躺了近半年，本来医生说，可以动一动，但稍为动一动，草婴就感到天翻地覆。后来慢慢练习，第一步能在床上稍为转动，过了一定时期，可以坐起来，好了一点，在床上可以吃东西。再过一段时期，可以下来在房间里走动。1976年1月8日，草婴才可以从家里大门走出去。

“文革”结束后，草婴花了二十年时间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成中文。他自述：“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我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

本来，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找草婴谈话，要办上海译文出版社，考虑让他去当总编辑。草婴回复：“我一辈子就做翻译工作，其他的行政领导工作基本上没有经验。”他从1978年开始，他下决心要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总共400多万字。

1987年，草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获“高尔基文学奖”。那一次，一个日本的女翻译家去过好多次苏联，草婴问她：“你这次来，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很大的不同，以前来，苏联满街都是斯大林的像、标语口号，现在没有了。”草婴的感觉是，在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开会，协会前面有一块大的草地，草地上有一棵很大的古树。他们看见几个老太太整天坐在树底下，原来当时的莫斯科市政府要把这块地盖新房子，要把这棵树砍掉，当地居民不答应，就请老太太们轮流去看守。草婴说：“这说明以前苏联老百姓根本没有权利的，官方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到1987年，老百姓有自己的发言权了。”另外一事给人印象比较深，莫斯科有一个很大的美术馆叫特烈基雅美术馆，那是世界上闻名的美术馆，草婴提出想去参观一下，当地人告诉他，美术馆老的房子不够大，建了一个新馆，老馆已经关闭了。新馆盖好了，请一些专家到里面去验收，结果是温度、湿度、光线的设备不合格，要大大地返工加工。草婴说：“这说明那时候苏联已经开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专家的意见了。”

草婴
1923年生，翻译家，译有：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第2部、《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20余年以一人之力译完《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对阿赫玛托娃良心有愧

本报记者 李怀宇

1943年，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刊出了高莽的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从此，他开始了翻译生涯。抗战胜利后，高莽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翻译了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戈宝权受派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路过哈尔滨，看到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撰写有关俄语文学艺术的文章。戈宝权特别细心，把这些名字抄下来，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高莽接到通知，提前赶到会场。时间到了，可是不见第二个人来。高莽就问戈宝权还有哪些人，戈把本子掏出来，把人名读了一遍。高莽说：人都到齐了，那八九个人都是我的笔名。

两个人的座谈会还是开成了。当时高莽不想做翻译，因为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没什么好人，可高莽又喜欢俄罗斯文学，想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戈宝权说：关键看翻译的是什么，为谁翻译。高莽茅塞顿开：他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做翻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他就改成了笔名“乌兰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1950年代初，高莽有机会多次随代表团出国，接触到中苏等国文学艺术界的名家，也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1962年，高莽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后工作了27年，从编辑到主编。

高莽第一次去苏联是1953年。那时，他们住在豪华大旅馆、外出有车接待，盛情、真挚、友好。他说：“多少年后，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才知道当时的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从外表上没有看到的生活。后来，我发现俄罗斯人对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要深得多。我们有些人可能不懂俄文，但看过俄罗斯的小说、苏联电影和戏剧等。他们的年轻人对中国情况，很少知道。”

高莽长期当翻译，给赫鲁晓夫当过翻译，给刘少奇当过翻译，给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们做过翻译。“文革”爆发后，红卫兵、造反派、军宣队让他交代跟他们的反动关系，说他是“苏修特务”，还拿照片让他把照片上的人逐个地写他们的反动言论。

在俄罗斯作家里，高莽对女诗人安娜 阿赫玛托娃印象深刻，翻译过她的长诗《安魂曲》。高莽说：“她命运多舛，生活坎坷，但从来未停止过创作。1948年，我翻译过一篇批判她的报告，批得一塌糊涂。想象不到那时候苏联党中央会这样直接地去干预一个作家的创作，骂阿赫玛托娃是‘半尼姑半婊子’。她早期有些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心理，对爱的幻想和破灭的感受。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她的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被枪毙了。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诗人，‘白银时代’的一个首领。多少年后，为她平了反，说她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反苏联的话。阿赫玛托娃的第二、第三个丈夫也是或被关押，或被长期监禁，她儿子也被关进监狱。三四十年代她写了《安魂曲》。在苏联表面强大、繁荣、光荣、幸福的情况下，她胆敢写出关于苏联监狱的作品，这是需要有远见有才气的。那时，她写下诗句却不敢留底稿，读给人听后便烧掉。所以，她有些作品是别人的记忆，后来给她整理的。1948年，我是从负面认识了她，觉得她就是一个该批、该骂、该唾弃的堕落颓废的女诗人。1954年苏联召开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时，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那时候没遇到她，我想如果遇到了她，我恐怕还会抱着苏联党中央决议的精神来看待她。‘文革’以后，很多外国图书开放了，我读到了阿赫玛托娃的原作，发现她是那么出色的一位诗人。所以，我老觉得良心上对她有愧。我开始翻译她的诗，越译越多。使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译过李清照的词，翻译得很好。她不懂中文，她根据汉学家逐字的翻译来安排文字。她还翻译过《离骚》。《离骚》是汉学家费德林逐字逐句译成俄文的，然后请阿赫玛托娃艺术加工，将译文润色，这是非常难得的。”多少年后，高莽来到阿赫玛托娃的墓前，献上鲜花，倾诉了自己的遗憾。还为她画了一幅大的肖像，题名为《白夜》。

高莽
1926年生，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译有：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