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私人阅读史：禁忌年代的共同记忆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实习生 韦翔宇

2014年2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习近平说，对于索契这座城市，他的第一印象来自俄罗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正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索契休养时创作完成的，“我年轻时多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

习近平在此次专访中另外提到了一些俄语作家的名字，显示了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偏爱与了解。“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对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磅礴厚重的俄罗斯文学曾经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滋养，是整整一代中国人重叠的阅读记忆，构筑起这代人隐秘内在的精神世界。

回头重寻，我们选取了五位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的人物，讲述自己与俄罗斯文学的故事，这是带有私人意味的个人阅读，却也展示了被夹裹于时代洪流中不停向前的五段人生切面。在曾经的中国，在阅读充满各种禁忌的年代，俄罗斯文学却以众所周知的理由，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风靡：得益于左翼作家翻译

时代周报：你最早是怎么接触俄罗斯文学的？

蓝英年：1947年我在晋察冀边区连中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刚出版，我读的第一本苏联小说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印象较深的是保尔和冬妮娅恋爱，其他情节记不清了。不知这算不算最早接触俄罗斯文学。

时代周报：后来为什么会选择翻译和研究俄罗斯文学？

蓝英年：1950年代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我们学俄语、苏联文学、苏联历史、联共党史，由苏联教师授课，自然与苏联文学接近。当时并没有研究或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想法，只想学好俄语。

时代周报：那时候你比较喜欢哪几个作家？

蓝英年：我在高中时就喜欢果戈理，后来翻译过两本与他有关的书。一本是魏列萨耶夫写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1980年代初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几年内再版了四五次，后来台湾还出版了繁体字本。第二本是2009年为纪念果戈理诞辰二百周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果戈理》，是我翻译的。其实这次是再版，初版也是1980年代。我还写过几篇谈论果戈理的文章。我喜欢幽默讽刺作品，小时候喜欢读老舍的小说。

时代周报：除了果戈理，你还喜欢哪些俄国作家？

蓝英年：我喜欢冈察洛夫，特别是他的《悬崖》。他的文字真美，既有屠格涅夫的清新也有托尔斯泰的细腻。可惜我没翻译过他的作品。我翻译过库普林的作品，他的中篇小说《阿列霞》列入文学丛书，1980年一次印了十万册。后来我又翻译了《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其实我并不特别喜欢库普林。我翻译的并不是我喜欢的，喜欢的没有翻译。我也很喜欢屠格涅夫和契诃夫，但也没翻译过他们的作品。

时代周报：为什么当时俄罗斯文学会风靡中国？

蓝英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俄文直接翻译的人很少，著名的有耿济之和孟十还，他们是翻译俄苏文学的先行者，不应该忘记他们。后来俄罗斯文学的风靡与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介绍不无关系。那时翻译俄国文学的人大都是左翼作家，革命者，比如说瞿秋白、夏衍、梅益。瞿秋白就翻译过普希金的《茨冈》，茨冈其实就是吉卜赛，按俄语发音翻译成茨冈。瞿秋白和鲁迅都大力介绍俄国文学。

解放之后有点不一样，不是个别人介绍，而是中央号召我们学苏联，一边倒。苏联诗歌在中国影响很大，新中国初期青年人都喜欢西蒙诺夫的抒情诗《等待着我吧》，同学分手的时候，男同学在女同学笔记本上写的往往就是“等待着我吧”这首诗。

这与翻译英法文学的译者不同，比如法国文学著名翻译家傅雷，他艺术修养很高，但不是革命者。

分野：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

时代周报：放到世界文学史上看，俄罗斯文学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蓝英年：我将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分开，两者分开的时间点是十月革命吧。作家库普林是1870年出生的，契诃夫是1860年出生，他们是19世纪后期的作家，算是批判现实主义最后的两名大师吧。俄罗斯文学作品与世界各国名著相比绝不逊色。比如契诃夫，什么时候都可以读，读后仍觉得有所感悟。经典作家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苏联文学？

蓝英年：苏联文学遵循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要是歌颂现实，歌颂苏维埃政权，歌颂斯大林。当然，还有一些好书受到批判，无法出版。

时代周报：俄罗斯文学有什么精神特质？

蓝英年：忠于现实，批判现实！像契诃夫、果戈理的作品，都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比如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今天你到俄罗斯去还能遇到他笔下的人物。有时我与俄国人聊天，听他夸夸其谈，心里想这不是赫列斯塔科夫吗？！果戈理针砭的是俄国人的民族性，俄国人身上卑劣的东西。果戈理所以伟大，是他塑造的人物不朽，但人物不朽又是民族的悲哀，改变缓慢。俄国人身上不好的东西，果戈理批判过，至今仍然存在。

时代周报：王元化先生晚年谈到，他的文学审美趣味停留在19世纪，尤其是俄罗斯文学。

蓝英年：1930年代那代人受到俄国文学的影响，热爱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作品，至死不改变趣味。他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未必接受。

苏联文学的“皮书”年代

时代周报：1949年以后成长的这代人是不是有一个苏联文学的情结？

蓝英年：那时西方文学（英美文学）很少介绍到中国来，包括古典文学。大批的俄国小说翻译成中文，不管好不好。其实有一些作品很不好，但是也被翻译成了中文，比如上面提到的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就是一本闭着眼睛歌颂农业集体化的书，糟糕透顶，也翻译成中文了，因为这本书获得了斯大林文学一等奖。这本书在中国其实没人看。

时代周报：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如何？

蓝英年：影响很大。比如中国作家田间，就受马雅可夫斯基和奥维奇金的直接影响。田间在诗的形式上是来自奥维奇金。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影响很大。苏联文学当时很流行，青年人都读。如1950年代初有一本《大学生》，我那时正好是大学生，读得入迷。大学生们还讨论《大学生》。那时的青年先读苏联文学，而不是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艺术、电影对中国青年影响非常大。比如影片《幸福生活》里的插曲，我们都会唱。

时代周报：到中苏关系恶化时期，苏联文学还能进入中国吗？

蓝英年：那时出版了很多“皮书”，即白皮书和黄皮书，供内部批判用的书，把苏联的很多小说都翻译过来了，比如《多雪的冬天》、《落脚》、《你到底要什么》、《现代人》和《人世间》等，目的是供批判用，很多知青都读过，但他们未必抱着批判的态度去读的。我倒读得不多，因为那些作者在我看来不是优秀作家，没什么意思，但是那些作品里面也有点故事，也有点爱情，比中国当时的小说有意思。

时代周报：苏联文学对当年下乡知青、现在五六十岁的这批人的精神世界又有何影响？

蓝英年：比如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美好的。苏联文学主要讲述社会主义怎么美好。俄罗斯文学则更多地是对现实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