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推手”夏志清与普实克的笔战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当然拒绝承认普实克加诸他身上的“教条式严苛”（dogmatic intolerance）的指控。他的回应是：“普实克自己才得背负‘教条式严苛’的罪名，即使在理论层面，看来他也不能接受任何与官方共产主义相异的现代文学观。”至于夏志清自己，他以为若有所谓“严苛”，是对拙劣作品的严苛，这正可见到他于“文学准则”的执着，而不是“政治偏见”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充满“政治偏见”，而力陈己方才是文学的“艺术价值”守护者。在这些控诉之间，“文学”与“政治”的形相变得流动不居；“文学”与“政治”之纠结夹缠，莫此为甚。当然自今视昔，二十世纪中叶的两位辩者对“文学”和“政治”的界划仍然有这样纯朴而认真的想象，实在值得敬佩。总之，我们要明白，冷战思维及其所寄托的政治言说，在这次论辩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本文重点却不在此，而在于双方对“文学研究”的态度和取向，以及其间异同所予我们之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