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推手”夏志清与普实克的笔战
意识形态的分野,再加上一些个人意气,使得夏普两人的论文都没有达致他们著述中的最高水平。尤其当双方互相指摘对方“唯政治”观念之不可取时,争辩只停留在言说层面,各说各话。
2013年12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代表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等,在拔高张爱玲文学史地位上贡献巨大。本文摘自香港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一书。
夏志清
真诚努力地去把握这个整体复杂过程,并以客观无私的方式将这复杂过程呈现。——普实克
文学史家的第一任务,永远是卓越之发现与鉴赏。——夏志清
一 普夏二人的争辩
2004年《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C. T. Hsiaon Chinese Literature)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夏志清教授(1921- )在序言里总结个人学术生涯,当中特别提到四十多年前的一场论争,并以自己当年论辩文章的结语说明他作为“中国文学批评者的立场”:
拒绝接纳未经检验的假设和习见的判断,愿意不带政治成见、无惧其后果,以开放的态度进行探索。
所引述的文章发表于1963年,是就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 ek,1906-1980)在一年前(1962)对夏志清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长篇书评所作的回应。夏志清对这篇响应文章显然非常重视,对当年的辩论也实在耿耿于怀,在后来的文章如1987年他悼念刘若愚和许介昱的文章《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2002年在台湾发表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序》,还一再追记此事。事实上,此次交锋事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发展,也关乎两种文学研究思路的碰撞,值得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细说从头。
《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
夏普二人可说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的开端,其著述在西方固然有重大影响,又透过中译和学界频繁引述,于中文学界也达致无人不识的境地。在进入“夏普之辩”理论意义的讨论之前,我们先简述这两位重要学者的文化背景及学术历程。
40年代后期,时任中国北京大学外文系助教的夏志清,考获奖学金到美国深造,辗转到了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士课程。不久,中国出现了政局变化,当时执政的国民党遭共产党彻底打败,退走台湾。不少未能认同新政权的知识分子,选择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台湾,或者其它外国地区;曾与夏志清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兄长夏济安,也经由香港转到台湾,后来在台湾大学任教,并创办了重要的文学刊物《文学杂志》(1956-1960)。经此不变,已经去国的夏志清,再也没有回归的企盼。博士班的最后一年(1951),夏志清在一项美国政府资助的中国研究计划下工作,负责撰写供美军参阅的《中国:地区导览》(China:An Area Manual)手册。这项计划由主张“反共”的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主持(David Nelson Rowe,1905-?),夏志清负责当中“文学”、“思想”、“大众传播”三大章,以及“礼节”、“幽默”、“人物小传”、“地理”等不同环节。这本手册只有试印本,并未正式出版。据夏志清描述,其中“文学”一章,包括古代文学,但重点却在现代。他后来把手册中有关现代文学部分全面拓展,预备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最终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主要内容基本上于1955年写好,经修订后于196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再版,1999年三版。中文本由刘绍铭等以第二版为据翻译,于1979年分别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简体字删节本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这部著作与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奠定了夏志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殿堂地位。他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荣休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哥大任教期间的重要论文十六篇,合成《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一集(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普实克原先在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Prague)修读欧洲史;后来再到瑞典和德国攻读汉学,1932年获奖学金往中国研究社会经济史。留学期间与中国文坛中人如胡适、冰心、郑振铎,艺术界如齐白石等都有交往,又与鲁迅书信往还。在中国居住两年后,他再到日本,于1937年取道美国返回布拉格。这次中国之旅让普实克对中国文学,以至语言、民俗、艺术等有更深刻的认识;回国后马上出版了前冠鲁迅序文的《吶喊》捷克文译本,稍后又写成游记《中国:我的姐妹》(Sestramoje ina,1940,中译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1945年起,普实克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中文系任教。他的兴趣广及中国思想、历史、以至文艺美术;然而,他之成为欧洲触目汉学家,主要是因为他在以下两个研究范围有杰出贡献:“中世纪民间文学”——尤其话本小说,以及“新文学”。1953年普实克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创立“东方研究所”,并致力推动汉学的国际交流。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他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禁足东方研究所,不准发表文章,直至1980年去世。他遗下著述非常多,在英语世界流通最广的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Chinese Historyand Literature:Collection of Studies,1970)和《抒情的与史诗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The Lyrical and the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80)两本论文集。后者由李欧梵主编,部分文章有了些删订;有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李燕齐等的译本。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觉夏志清与普实克的身份和立场之差异。前者是一位中国留洋学生,受训于美国“新批评”大本营的耶鲁大学英文系,以欧西文学为基准回顾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其思想倾向主要是英美的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及其政权非常抗拒。后者的基本训练是欧陆的学理传统,对中国文化始于好奇想象,再转化成同情投合;这当然又与其政治思想由民族解放出发,再求寄托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有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普实克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普实克遭受冷酷的政治压制,最后郁郁而终。本文要探讨的夏普论战却是发生在普实克思想转变之前,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阵营”,与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东方阵营”,形成对垒的局面,已进入所谓“冷战时期”。夏志清受雇编写《中国:地区导览》作为美军参考手册,正是西方围堵共产阵营政策之下的产物。
1961年3月,耶鲁大学出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以英语写成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前此,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古代文学;零落的现代文学研究只能位处边缘,或者作为区域研究(area study)的分支细项,以配合当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分析。夏志清这部深具前瞻性的著作厚达600页,出版后得到芮效卫(David Roy,1933-)等的好评,认为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推此书为最佳”。翌年,声望极高的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刊出普实克长达48页的书评,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Basic Problem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 T. 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对夏著作非常苛刻的批评。夏志清回忆说:“《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3月出版时,我在欧美汉学界并无名气,而捷克学者普实克早已是欧洲的中共文学代言人,故要在汉学期刊《通报》上写篇长评,想把我击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序》)。事实上,夏志清当时才刚入职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即东亚语文系的前身),这篇书评的确有可能伤害他的学术前途,于是奋起为文反驳,写成同等篇幅长文《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刊于次年的《通报》上。在两人交锋之余,我们还看到普实克的一位研究生史罗甫(Zbigniew S upski)也为老师助拳,在另一份著名刊物《东方文献》(Archiv Orientální)上发表《读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札记》(“Some Remarks on the Firs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4),猛烈批评夏志清的小说史。但这篇文章似乎未曾吸引夏志清的注意,夏氏没有作过任何回应。由于这篇文章与普实克论点密切相关,本文也将之纳入讨论范围之内。
意识形态的分野,再加上一些个人意气,使得夏普两人的论文都没有达致他们著述中的最高水平。尤其当双方互相指摘对方“唯政治”观念之不可取时,争辩只停留在言说层面,各说各话。普实克在书评的开篇,还未正式入题讨论,就指夏志清之作充斥“教条式的严苛”、“无视人性尊严”;又批评夏志清“全面扭曲”战时解放区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毛泽东的观点,特别是“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夏志清声称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但实际品评作家高下时,却一依政治判断,而非艺术考虑。普实克又以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汇集了大量新文学的材料,如果作者能减轻他的“政治愤怨”,专注于考析“现今中国发展中的伟大的文学进程”,则这些材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夏志清可非是,因此“本书的价值大大降损”,在不少地方“沦为恶意宣传”。普实克的学生史罗甫专意评核《小说史》论老舍的两章。和老师一样,他的文章也引述夏志清所讲“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借以说明夏志清之表里不一,“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去贬损左翼作家”;经过一番考查,史罗甫的结论是夏志清“以一己的政治爱恶来取代文学科学的标准”,以致“全书无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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