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推手”夏志清与普实克的笔战

2013年12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代表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等，在拔高张爱玲文学史地位上贡献巨大。本文摘自香港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一书。

夏志清

真诚努力地去把握这个整体复杂过程，并以客观无私的方式将这复杂过程呈现。——普实克

文学史家的第一任务，永远是卓越之发现与鉴赏。——夏志清

一 普夏二人的争辩

2004年《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C. T. Hsiaon Chinese Literature）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夏志清教授（1921- ）在序言里总结个人学术生涯，当中特别提到四十多年前的一场论争，并以自己当年论辩文章的结语说明他作为“中国文学批评者的立场”：

拒绝接纳未经检验的假设和习见的判断，愿意不带政治成见、无惧其后果，以开放的态度进行探索。

所引述的文章发表于1963年，是就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 ek，1906-1980）在一年前（1962）对夏志清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长篇书评所作的回应。夏志清对这篇响应文章显然非常重视，对当年的辩论也实在耿耿于怀，在后来的文章如1987年他悼念刘若愚和许介昱的文章《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2002年在台湾发表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序》，还一再追记此事。事实上，此次交锋事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发展，也关乎两种文学研究思路的碰撞，值得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细说从头。

《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

夏普二人可说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的开端，其著述在西方固然有重大影响，又透过中译和学界频繁引述，于中文学界也达致无人不识的境地。在进入“夏普之辩”理论意义的讨论之前，我们先简述这两位重要学者的文化背景及学术历程。

40年代后期，时任中国北京大学外文系助教的夏志清，考获奖学金到美国深造，辗转到了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士课程。不久，中国出现了政局变化，当时执政的国民党遭共产党彻底打败，退走台湾。不少未能认同新政权的知识分子，选择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台湾，或者其它外国地区；曾与夏志清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兄长夏济安，也经由香港转到台湾，后来在台湾大学任教，并创办了重要的文学刊物《文学杂志》（1956-1960）。经此不变，已经去国的夏志清，再也没有回归的企盼。博士班的最后一年（1951），夏志清在一项美国政府资助的中国研究计划下工作，负责撰写供美军参阅的《中国：地区导览》（China：An Area Manual）手册。这项计划由主张“反共”的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主持（David Nelson Rowe，1905-？），夏志清负责当中“文学”、“思想”、“大众传播”三大章，以及“礼节”、“幽默”、“人物小传”、“地理”等不同环节。这本手册只有试印本，并未正式出版。据夏志清描述，其中“文学”一章，包括古代文学，但重点却在现代。他后来把手册中有关现代文学部分全面拓展，预备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最终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主要内容基本上于1955年写好，经修订后于196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再版，1999年三版。中文本由刘绍铭等以第二版为据翻译，于1979年分别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简体字删节本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这部著作与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奠定了夏志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殿堂地位。他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荣休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哥大任教期间的重要论文十六篇，合成《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一集（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普实克原先在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Prague）修读欧洲史；后来再到瑞典和德国攻读汉学，1932年获奖学金往中国研究社会经济史。留学期间与中国文坛中人如胡适、冰心、郑振铎，艺术界如齐白石等都有交往，又与鲁迅书信往还。在中国居住两年后，他再到日本，于1937年取道美国返回布拉格。这次中国之旅让普实克对中国文学，以至语言、民俗、艺术等有更深刻的认识；回国后马上出版了前冠鲁迅序文的《吶喊》捷克文译本，稍后又写成游记《中国：我的姐妹》（Sestramoje ina，1940，中译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1945年起，普实克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中文系任教。他的兴趣广及中国思想、历史、以至文艺美术；然而，他之成为欧洲触目汉学家，主要是因为他在以下两个研究范围有杰出贡献：“中世纪民间文学”——尤其话本小说，以及“新文学”。1953年普实克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创立“东方研究所”，并致力推动汉学的国际交流。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他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禁足东方研究所，不准发表文章，直至1980年去世。他遗下著述非常多，在英语世界流通最广的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Chinese Historyand Literature：Collection of Studies，1970）和《抒情的与史诗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The Lyrical and the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80）两本论文集。后者由李欧梵主编，部分文章有了些删订；有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李燕齐等的译本。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觉夏志清与普实克的身份和立场之差异。前者是一位中国留洋学生，受训于美国“新批评”大本营的耶鲁大学英文系，以欧西文学为基准回顾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其思想倾向主要是英美的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及其政权非常抗拒。后者的基本训练是欧陆的学理传统，对中国文化始于好奇想象，再转化成同情投合；这当然又与其政治思想由民族解放出发，再求寄托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有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普实克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普实克遭受冷酷的政治压制，最后郁郁而终。本文要探讨的夏普论战却是发生在普实克思想转变之前，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阵营”，与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东方阵营”，形成对垒的局面，已进入所谓“冷战时期”。夏志清受雇编写《中国：地区导览》作为美军参考手册，正是西方围堵共产阵营政策之下的产物。

1961年3月，耶鲁大学出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以英语写成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前此，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古代文学；零落的现代文学研究只能位处边缘，或者作为区域研究（area study）的分支细项，以配合当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分析。夏志清这部深具前瞻性的著作厚达600页，出版后得到芮效卫（David Roy，1933-）等的好评，认为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推此书为最佳”。翌年，声望极高的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刊出普实克长达48页的书评，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Basic Problem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 T. 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对夏著作非常苛刻的批评。夏志清回忆说：“《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3月出版时，我在欧美汉学界并无名气，而捷克学者普实克早已是欧洲的中共文学代言人，故要在汉学期刊《通报》上写篇长评，想把我击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序》）。事实上，夏志清当时才刚入职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即东亚语文系的前身），这篇书评的确有可能伤害他的学术前途，于是奋起为文反驳，写成同等篇幅长文《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刊于次年的《通报》上。在两人交锋之余，我们还看到普实克的一位研究生史罗甫（Zbigniew S upski）也为老师助拳，在另一份著名刊物《东方文献》（Archiv Orientální）上发表《读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札记》（“Some Remarks on the Firs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4），猛烈批评夏志清的小说史。但这篇文章似乎未曾吸引夏志清的注意，夏氏没有作过任何回应。由于这篇文章与普实克论点密切相关，本文也将之纳入讨论范围之内。

意识形态的分野，再加上一些个人意气，使得夏普两人的论文都没有达致他们著述中的最高水平。尤其当双方互相指摘对方“唯政治”观念之不可取时，争辩只停留在言说层面，各说各话。普实克在书评的开篇，还未正式入题讨论，就指夏志清之作充斥“教条式的严苛”、“无视人性尊严”；又批评夏志清“全面扭曲”战时解放区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毛泽东的观点，特别是“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夏志清声称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但实际品评作家高下时，却一依政治判断，而非艺术考虑。普实克又以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汇集了大量新文学的材料，如果作者能减轻他的“政治愤怨”，专注于考析“现今中国发展中的伟大的文学进程”，则这些材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夏志清可非是，因此“本书的价值大大降损”，在不少地方“沦为恶意宣传”。普实克的学生史罗甫专意评核《小说史》论老舍的两章。和老师一样，他的文章也引述夏志清所讲“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借以说明夏志清之表里不一，“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去贬损左翼作家”；经过一番考查，史罗甫的结论是夏志清“以一己的政治爱恶来取代文学科学的标准”，以致“全书无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