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推手”夏志清与普实克的笔战

1937年韦勒克投书到利瓦伊斯主编的评论杂志《细察》（Scrutiny），对《重估价》一书提出意见，赞扬作者“秉持二十世纪观点以重写英国的诗歌史”；不过他希望利瓦伊斯可以为书中的评论基准作出“更清晰的”和“系统的”说明、对所站的立场作“更有抽象意义的辩解”。利瓦伊斯却不以为然，他以编者的身份在杂志响应，指出抽象概括的解说只是“哲学”的要求；“文学批评”是另一种学科，重点是阅读作品的实际经验，“理想的批评家就是理想的读者，……哲学是‘抽象的’，而诗歌是‘具体的’；……文学批评家的工作是要取得一种完全的（读诗）反应，并尽可能将他的反应展现为评论”。两人的争论在于对文学论述的不同要求。韦勒克主张文学史研究（他以为利瓦伊斯是在“重写英国诗歌史”）应该提升到概括的、抽象的思维，对所下的判断作出“系统的”解释；利瓦伊斯则认为自己从事文学批评，对象固然是具体的作品，而所作的评论也是具体的阅读经验的文字呈现。他觉得韦勒克的要求只适用于哲学的范畴。

利瓦伊斯主张批评家的职责在于实质的判断及具体的分析，大概同于夏志清之以作家作品的鉴别评论为《小说史》首要任务的想法。在言论上，利瓦伊斯从不认可文学史书写的重要性；反之，他却最能宣扬文学批评在现代文化的意义，致力以文学批评推动文学教育。事实上，英国大学的“文学”的学科地位，正因为瑞恰慈（I. A. Richards，1893-1979）和利瓦伊斯等剑桥学人所倡导的“批评”方法，而得以奠定巩固的基础。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从《英诗之新方向》、《重估价》，到《伟大的传统》，以至不少其它论文，利瓦伊斯一直在重写英国（后来更连及美国）文学史，表现出独到的文学史观。尤其影响夏志清《小说史》书写的《伟大的传统》，其一特色是只有少数几位小说家可以进入他所核定的“伟大的传统”：如奥斯汀（Jane Austin）、乔治 艾略特（George Eliot）、詹姆斯（Henry James）、康拉德（Joseph Conrad），以至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他所采的大概是“排除法”，不少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都不入法眼。夏志清曾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1977）一文说：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还没有电影、电视这些娱乐媒介，当时读小说的人真多，而且可读的小说家数目也真大。但至今供人研读的为数不到十位，而且英语系统国家觉得每个读书人非读不可的大家祇有两位：狄更斯和乔治 艾略特；连萨克雷和哈代也比较次要。一部严正的文学史不仅是为当代人写的，也给后代读者作了最谨严的鉴别。

这个论调，基本上就是《伟大的传统》中的判断。利瓦伊斯的“最谨严的鉴别”，排除了许多知名作家，选立了非常有限的几位，当然是在打造“正典”（canon-making），建构一个可供体认的文学传统，重新书写文学史。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个文学传统的结构方式，不在于被选定作家本身的谱系血缘，而在于利瓦伊斯根据自己的“细察”，判定个别小说家之为伟大，而将之集结成一个“传统”。除了艺术的考虑，利瓦伊斯最重要的基准是“一种充满生机地感应经验的能力，一种面对生活的虔敬虚怀，一种明显的道德热诚”。

利瓦伊斯建构“伟大的传统”的思维，大概成了夏志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楷模。他在《小说史》中文版序说：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应该一直是入世的，关注人生现实的，富有儒家仁爱精神的，则我们可以说这个传统进入二十世纪后才真正发扬光大，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又说：

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文学作品都和“人生”切切有关，揭露了人生的真相，至少也表露一个作家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批评基准与利瓦伊斯相差不远，而《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开始在建立“利瓦伊斯式”的一个“新的传统”。当中的结构方式也很类似，《小说史》虽然有六百多页，但正面讨论的作家并不算多，特别是与常见的中国新文学史相较，其严选的意味很强烈。当然，夏著更惊世绝俗的是在这个严选的单子中收入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师陀等当时文学史所疏略的名字。他在回应普实克时说：

对他（文学史家）来说，一位与时流迥异、踽踽独行的天才，可能比大批随波逐流的次等作家，更能总括一个世代。

“文学批评”或者“文学史”本来就离不开价值的判断；无论利瓦伊斯或者夏志清，在设定一个稳当价值标准之后，就能够以之“断千百之公案”。夏志清当时的惊世之论，现在已广为学界接受，说明他不受前人论见所囿之可取。

我们说利瓦伊斯的“传统”是由批评意识所构建，表示其间存在某种构连的作用力；虽则当中的个别单元数量仅是寥寥，但利瓦伊斯所赋予的“伟大”内涵，足以令这些个体互相构连成“整体”。夏志清的《小说史》所论同样不多，他在原书序文说自己作为“文学史家”，从浑沌中“清理出一定的秩序和模式”，以之与“共产主义论述中的现代文学传统”，以及“影响现代文学的西方传统”，作出比较。这样说来，夏志清《小说史》虽然重点在于卓越作家和作品的“发现与鉴赏”，但其间思维既然有“传统”的意念存乎其中，则不能说完全没有“整体”的考虑，只是他也和利瓦伊斯不打算向韦勒克交代一样，认为不必要就此作系统概括的说明。

五 结论

至此，或者我们可以作一个简要的总结。夏志清与普实克同样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二人不但开风气之先，各自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两位学者之间的论辩，代表了两种研究方法的碰撞。大家都认为研究应得出客观的、可供验证的成果。然而，究竟要怎样才能找到客观的“真相”？双方响应这个问题时就有不同的进路。普实克论述的前提是：文学乃一超越个别殊相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又化成不断演变的过程结构；这过程的结构繁复多端，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才能发掘出结构的全貌；而这个全貌或者“整体”本来就与个别元素如作家和作品等，互为作用，非兼取不能得其真相。至于夏志清则主张研究由个体出发，“客观”的重心在于研究主体之不存偏见，对研究的客体作实证实悟的深入探究，由个别领会所得的经验，迭加积累，再慢慢掌握其间隐隐存在的传统。

从方法论而言，普实克背后的布拉格学派倾向精密系统的思考，所照顾的层面比较周到；然而所设想的超越个体的“文学结构”，其存在模式毕竟难以实证，只能视作一种潜在的可能。尤其当时普实克认同中国的左翼革命论述，以之为议论推展的“事实”根据、“客观”基础，而不敢置疑，以致理想和现实界限不清。当论述的发展逻辑与现实走向有所分歧时，普实克所作的许多历史判断就因为这个可见的落差而显得失效。至于夏志清的进路，无论是出诸耶鲁学派之以文本为宇宙的学说，还是利瓦伊斯以文学包融人生、文学为人文精神枢纽的论述，其用心经营处都在于个别殊相与具体感应；批评家实证实悟的能力比所依仗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精彩的批评家如夏志清，就立下不少实际批评的典范。然而，正如利瓦伊斯建构英国文学的“伟大的传统”，其存在的“现时性”比“历史性”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功绩也不在于这一段历史过程的形塑，而在于“卓越的发现与鉴赏”。普实克的弟子高利克（Marián Gálik）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普实克：他的学生所见证的神话与现实》（1990）中检讨这次夏普之争说：

这次对决没有所谓谁胜谁负。但我们有需要声明，普实克的其它研究比这次辩论表现好，所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后学应该多花时间在他的其余著述之上。

我们认为高利克言之有理。普实克的确有不少论文写得比这长篇书评好，对后来研究者启迪甚多。夏志清亦如是，他更成熟的观点，如“情迷中国”论，如“新文学的传统”说，在与普实克笔战时仍未发表。若果我们“让历史作裁判”，则这次对决还是各有胜负。在个别作家的评断而言，夏志清当日出众独到的眼光，得到后来文学史的肯定；这说明了有效的“文学批评”，足以令“文学史”改写。至于普实克的贡献，不在评价而在分析；他所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抒情的”与“史诗的”动向，对晚近的研究还有巨大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并非得之于逻辑运算或者科学测量，而是通个他对整体文学活动的感应体会加上细密观察而达致。换句话说，他的贡献正好说明了“文学科学”不等同“自然科学”；“科学”在此的意义，回到“Wissenschaft”所具备的人文精神源头，也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普夏之辩，意义固不在两人高下之分，而在于帮助我们思考文学史学（literary historiography）的弹性和幅度，如何容纳不同面向的释义与评价的活动。

（本文选自《文学如何成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