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艺术向体制告别：陈丹青 韩辛 林旭东对谈人生

2011年12月21日 15:48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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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独行——殊途同归的求索

凤凰网文化：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陈老师提到的一些画。这个是韩辛老师的，旁边的是林旭东老师，两位全部都是自学而画成这个样子，不知道现在考级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陈丹青：这两张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到今天这样一个教学模式还没有改变，但是40年的差隔，同样在画，意思非常不一样，40年前是两个上海的无业青年在家里画，第一他画的真的非常好，我很惭愧，我一辈子没有画过这样，我画不出来。

第二就是他画的非常有感觉，我相信李牧老师你等下可以评价一下这样的画，当时完全没有人教他们这样画，也没有一群青年在画，而且几乎只有这两个，没有别的。可是今天的石膏像作品，我看的要吐出来，太多了，全国大概几十几百万张，所有小孩都要画，就像所有小孩都要弹钢琴一样，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考试。

他们两位这样画的时候，只是假定有一天招生还会恢复，可能还需要素描技术，他们俩在家里，大概1974、1975年左右，画的这两张画。大家如果有兴趣，最好去看原作，我在这两张画上面看的不是石膏，就是青春，聚精会神在做这件事情，跟今天的孩子，今天的孩子画石膏就是苦役，完全是苦役，而且跟艺术没有关系，他的目的是换一张准考证。

韩辛：下面那个图说是我写的，旭东画的石膏像我亲眼看着他画，是1974年的夏天，天气很热，上海的夏天是非常热的，我去他家看到他在很暗的灯光下面，穿了一件今天叫体恤，那个时候叫和尚领，老头衫，他穿的额头冒汗，手里拿了一把铅笔，削的很尖，然后一丝一丝在那画我看着非常感动，我一直忘不了。

后来到了1981年，我娶了美国太太，他问我要什么结婚礼物，我就记得这一幅画，我说我就要这一张，所以这幅画是送给我的作为结婚礼物，后来我把它带到美国，这次我特意从美国带回来，为了我们这次展览。

陈丹青：最左面的这张画是林旭东画韩辛，当中这张画是我画林旭东，然后右边这张画，那个大脑袋是韩辛画他的妈妈，他画这张画的时候只有20岁，我正好在编排的时候，我收到上海一个15岁的小姑娘给我寄来的信，很厚的一叠信，她传达一个讯息，她说老师以后我要跟你学画，我已经很骄傲的宣布我通过了9级速写考试，我一定报找要通过9级素描考试，这专业证书我看了毛骨悚然。我真是要讨一句公道话，大家看看这幅素描，这幅素描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大学生能够画的出来，不是说他们画的出这样的素描，而是画不出这样的感觉，艺术最重要的是感觉，什么叫才能，才能就是感觉，李牧你说对不对，他在20岁的时候画出这样的素描，我只会画速写，我不会画素描。

韩辛：我插一句，就是因为当年一天学也没上过，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束缚，现在我在国外转了一圈回来，也将近30年，30年前我来过北大，今天是30年以后第一次进来，我老觉得我的感受是现在的东西，规范太多，束缚太多，弄的学生好像担子都挺小的，有一点唯唯诺诺，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一种不怕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才会有创造，现在没有创造，哪怕一个最简单，我说的是画，像素描其实他们就缺一种精神，那种精神不是你不吃饭下苦功可以练出来的，而是要发自你内心的一种东西，没有。

凤凰网文化：我们继续来看韩老师的作品，请韩老师讲一讲。

韩辛：可以讲一讲，我刚才讲到有一种不怕的不畏的精神。小时候也不懂，因为是1966年我才1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文革，所以严格来说只上了三年小学，三年小学大概唯一的一个文化基础，所以也不怕，也不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都没有，年轻的时候十几岁也是如饥如渴的去学，那种求知欲望是非常强调的。

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很严酷的，你很容易被卷进去，我在1973年的时候就开始被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就是绘画展，绘画展是四人帮江青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在林彪事件1971年发生以后，国民经济已经是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

旭东是专门做记录的，所以他老是笑我不会叙述，的确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说了，我只有三年小学水平。丹青的文字就不用说了，不管这些了，当时我只有十几岁，我有幸会卷入了“黑画展”，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和刘海粟这些前辈的前辈在一起，遭到批判，当时十几岁的我也就面临过这样的剧场，有一个叫万人大会，黑压压的一片，跟丰子恺坐在一起。

陈丹青：都是今天的多少倍，在这些老先生留法回来的老先生旁边，站着一个17岁的少年就是韩辛，是黑画家。什么黑画呢？回到前面他用野兽态画法画的风景。

韩辛：就是跟当时所流行的革命文艺是完全逆反的。所以当时很叛逆，卷进了这些事情里面我当时是幸喜，因为我的画能够给吴大羽并列，称为老小画怪，我特别高兴，我既然跑到当时革命创作委员会，我说还有没有入场券，多给我几张，我要请人去看。

陈丹青：我要说一下吴大羽是谁，吴大羽是吴冠中的老师，也是赵无极的老师，非常老的一个人，韩辛17岁就跟他同台挨批。

韩辛：对，所以是非常的得意，因为当时的政治高压是很厉害的，我亲眼看到很多老先生都痛哭流涕，当时叫“斗私批修”，就是要自己表示自己的检查。很多人看到我就很害怕，害怕我口误遮拦的会牵连到他们，人人都避着我，我当时只有10几岁，很喜欢跟别人一起玩，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认识旭东，我到旭东那，我问他现在没有人跟我玩，我来这可以吗，他说那你来吧，旭东是当时唯一一个对我这样说，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

刚才那个就受到很多政治的压力，毕竟年轻还是想挤到官方的展览里面，取得一定的承认，要大家知道。我的名字当时是被禁的，但是在后来，在陈逸飞一些好朋友的帮助下，我得到了一些机会，也是开始去他们上海的画院帮他们做下手，当时发我15块人民币一个月，像现在的小时工。

现在看来文革当时很多大的画，很多老画家的作品都有我画的部分，现在有的时候在拍卖行看到一些拍着天价的作品，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个是我画的吗。

这张画也很有意思，这张画他当年想临摹维米尔，学习他的作风，其实是更接近巴黎画派的作风。说起来大家不相信，他这幅画藏了40年，我到今年才看见，他不让我看见，他以为我看了就会学一下他画的那么好，好几幅画我到今年才看见，这就是我们的友谊，这就是妒嫉的力量和防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