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我们到现在还在寻找自我 国民性改造还没有完成

现在提到国民性，老百姓也很反感，好像中国人就差。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形成的国民性，当然有弱点、有问题。为什么好多好事情到了中国就变坏了呢？国民性有毛病。

杨柳摄

董健

1936年生，山东寿光人。1956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次年转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兼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与人合作）、《陈白尘创作历程论》、《田汉传》、《文学与历史》、《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戏剧艺术十五讲》、《戏剧与时代》、《跬步斋读思录》、《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南京

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温方伊在创作话剧《蒋公的面子》时，专门去访问前副校长董健先生。董健建议戏中融入“钱学森之问”，探索当代知识者独立、自由的思想。《蒋公的面子》后来一鸣惊人，董健看后有长篇感想：“用这样一个戏来回忆南大校史，确实做到了史中有戏，戏中有史。”

董健亲历过南京大学1949年后的风云变幻。回顾学思历程，他说：“我受的高等教育是残缺的，读书太少，思力薄弱，被煮成了一碗‘夹生饭’。”如今在余年残照之中，只有三个字：读、思、写。

1956年，董健考大学时，俄文热超过现在的英文热。当时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董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俄语学院。读完了一年级后，发现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董健转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董健深受俄国文艺思想的影响，他画了一张别林斯基的头像，挂在宿舍床头上。他回忆：“俄国19世纪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影响很大。另外，我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受到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也很严重，现在尽管我已经很厌恶那种东西，但往往还不自觉地流露出那种文风、思维模式。”

在南京大学读完本科，董健成为陈中凡教授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生。毕业后留校，1966年初，南京大学搬到乡下一个农场去办学。当时匡亚明校长正在试验“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匡亚明对董健颇信任，把他调到学校里编小报《劳动与学习》。

不久“文革”爆发，董健是地主家庭出身，过去走“白专”道路，写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文章，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陈中凡的研究生，因此就靠边了。到了“文革”后期，江苏省革委会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把董健调到写作班子的文艺组。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贺敬之到了江苏，要求写作班子写一篇批判田汉的“人性论”的文章。文艺组成员忙了将近一年，把田汉的书都调出来细细翻阅，终于写成一篇大文章，由董健和一个作家送到北京去找贺敬之。结果文章过不了关，一句话都登不出来。而董健读遍有关田汉的资料，阴错阳差地为后来写《田汉传》一书打下了基础。

董健经历了愚昧、迷乱而又荒诞的“过渡期”后，在1978年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学术发展期。过去缺了的课要补。“我在1980年代开始恶补。这个恶补是伤身体的，太累了，是短期的补。我写《田汉传》，田汉讲他在日本读过的书，我就赶紧拿来读。他读西方的戏剧、小说理论那么多，我都来不及读，但是完全不读，是没法写的。我们这一代被耽误得特别厉害。”董健说，“我们这一代文化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很有成就的学者。当一个好的过渡性人物，能够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记忆和体验不打折扣地说出来，讲点真话就不容易了。”

在开放时代，董健迎来了学术的高峰期，重点研究“戏剧艺术”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两个领域，留下了《田汉传》、《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戏剧艺术十五讲》、《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著作。他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树人无数。

近年董健眼睛不好，生活还能自理，但读书很困难，写作也受影响。他关注和研究中国知识人的命运：“我们进入老年期，要活得健康、活得明白、活得愉快。活得明白特别重要，必须深刻反思我们这一生做过的蠢事、错事，把历史和现实看得更明白一点。”

董健还想写一些学术文章，比如有一个题目是《从<红旗谱>到<白鹿原>》：“从红到白，这一段当代文学史还没有人说得清楚。两本书都是写中国农村的那个时代，价值观和艺术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当代文学还没有完成从《红旗谱》到《白鹿原》式的蜕变。《白鹿原》是一个特例，我更看重它对中国那一段时期农村的描写的真实性，《红旗谱》是反过来。哪个更接近真实？现在回答还比较难。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管文艺的周扬等人把《红旗谱》捧为写中国农民的第一部好作品，以为它写出了真正的现代的革命的农民，说朱老忠是现代新农民之代表。我自己也写过文章吹捧这个观点。后来王彬彬写过一篇比较激烈的文章《〈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我基本上认同王彬彬对《红旗谱》的否定，朱老忠的形象绝不是中国的农民的典型，这是用意识形态来伪造一个农民的形象。中国农民受了压迫就造反，当了皇帝以后再压迫人，然后有人再造反。这是鲁迅讲过多次的中国农民的循环圈。”

反思人生的曲折经历，董健热切地呼唤现代意识与启蒙理性。“现在好多问题最后都归结到文化价值观念的问题。本来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要经过一个启蒙期。启蒙就是确立以自由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把人从前现代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民主、法制下发展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就是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作恶，只有受到监督以后，才能为善。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不管曲折多大，这一转型是不可避免的。现代政治的特点是用理性、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矛盾，尽可能减少暴力。这已经被世界历史证明，谁也改变不了。”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不断被重新认识”

时代周报：“文革”期间，你在江苏写作班子文艺组接受批判田汉的任务，看了许多田汉的资料，为后来写《田汉传》做了准备，这是怎么一回事？

董健：当时是接受《人民日报》的任务，要写一篇批判田汉的大文章。那时一般人看不到田汉的资料，我们这个组却能把南京图书馆所有田汉的资料都拿出来查阅。我不仅看，还喜欢做笔记，把每个剧本哪一年写的、主要剧情等都考证一番。我做了好几本笔记。那篇批田汉的大文章写完了，也没发出去，我们编写组也解散了，可是我的笔记、卡片一大堆都带回家。到了“文革”结束，要为田汉平反的时候还得拿这些材料来看。后来我写《田汉传》，就用上了这些材料。本是为了打倒田汉结果却为田汉立了传。历史就是这样荒诞而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