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史景迁：文革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P：在这个时期，西方文化界如何看待中国？

S：他们认为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有强大的官僚体制，有非常复杂的法律、文明和艺术。所以，在整个17世纪，西方人对中国充满赞誉。我研究过利玛窦，他在中国整整生活了27年，从1583年到1610年。他遵守中国的礼仪，与中国学者会面，向他们讲述有关罗马教皇和凯斯之类的事情。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有时你也会发现其他的事情，比如中西文化很难相互理解，就像我写的胡若望的故事。

P：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S：是判断到底什么是真相。判断那些革命发动者的真相，判断中国和外国列强的真相，这都是些大问题。如何处理普通人，也是我遇到的一大难题。到底谁是普通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但有时候他们并不像你所划分的那样。这样的类别划分，会使得他们在某些事件中被忽略了，他们其实不愿意被忽略。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任何人身上发现历史的共同点，你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要研究过去，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清楚地知道生活在300年前的人。你可以尝试去了解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礼仪，他们认为自己去往哪里，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并给出有意思的答案。我想，那些来听我的讲座的学生，也是因为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有意思的答案。

P：你的历史研究着力关注个人。

S：是的，但是我也做过长时间的研究，我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从晚明到当今的中国，到胡锦涛时期，跨越了400多年，我用一种更宏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不同的写作，都是为了向他人讲述故事，我认为这是写作的目的。你写一本书，你的目的就是分享自己的观念，以分析社会的本质，无论它们是对是错。我就是这样做的。我认为关注个人是考察历史的很好的方式，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不是皇帝，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小，我们看到日落，又想象着它的归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是我的个人化的写作方式，我试图理解自己，并理解历史中的中国人。在讲座中，学生们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中国是如何运行的，中国是如何进入如今这种境况的，中国如何保留好东西等等，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P：谈一谈你此行接触的普通中国人给你的印象。在这些特质里，你是否能看到历史的烙印？

S：这是个一系列的问题。我认为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受到外界环境的束缚，受到了英美等国家的强迫。因为人们现在正在使用的交流方式、交通方式以及知识产权的形式，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大家都在分享全球多样的文化。

P：和西方国家相比，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革命很多，从这个角度研究中国是否更为精准？你认为中国何以会频繁发生革命？

S：研究革命是一个比较宏大的叙事，我们以为这些因素是新的，但是如果看此前的革命，会发现它们仅仅是历史的重复。每次，我们都需要用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这种频繁性，因为当不同的革命被卷入到全球化的冲突时，它们会有着相互影响的驱动力和因素，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都是这样。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中国革命频繁变化，是不能做到完全“精准”的。

P：“文革”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性很大。

S：“文革”确实是一场灾难。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文化劫难，但中国在破坏历史资料方面尤为严重。不仅文字资料遭到了破坏，很多雕塑、佛像也被毁掉，许多孔庙被拆除，无数人丧命。这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很多人因为他人而死——中国人与中国人斗争、致死。如果我们想描述“文革”，我们会发现这是一幅巨大的图画。保存资料很难，但是破坏起来很容易，很难保持二者间的平衡。

P：“文革”是仅属于中国的独特现象，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你怎么解释中国何以会发生“文革”？

S：这是一个世界史层面的问题。就中国自身历史而言，“文革”在1968年以后开始大幅加速和深化，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这都是一场很大的悲剧。但是有一些政治激进分子声称这是在打破人民特定的阶级，把人民从他们原来所在的经济地位中解放出来。有很多革命组织、暴力行为都是很独特的。不过同时，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罪恶，20世纪也是个革命性的世纪。“文革”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已经有人想结束它了，但可惜他们不能如愿，因为领导者希望推动某项政策，过于激进。还有别的因素，比如军队以及知识分子的角色的影响。外交上，中国希望扩大自己在非洲的影响，并调整了对苏联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综合来看，“文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确是一个悲剧，也是独特的，但是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