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史景迁：文革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历史学家史景迁

这并不是历史学家史景迁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但却是第一次像个明星一样受到关注。在北京访学的10天里，他以隔天出现的高频率密集参加了一系列讲座活动和文化沙龙，甚至还与企业家冯仑进行了一场中国近代公益事业座谈，又抽空去了趟曹雪芹纪念馆。行程所到之处，这位78岁的老头都会被索要签名和合照的人群团团围住，以至于他开口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one，each”。

3月11日，在结束了本次北京行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后，史景迁在海淀中关新园的一处公寓里接受了《人物》杂志的独家采访。他给自己冲了一杯菊花茶，坐在有阳光照射进来的沙发一角，眯起眼睛微仰着头，享受地让阳光洒在他的脸上。1966年起，这位西方学者共写作、出版了15本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书，将近50年过去了，面对此行热情高涨的中国读者，他解释说，“或许我的书正好符合了这个时代。”

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并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示研究结果。他的著作深入浅出，叙事性强，是美国少数能使专业史学著作成为畅销书的作者之一，也对中国历史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1974年，他以自述口吻写作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出版，被白修德誉为“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

人物PORTRAIT＝P

史景迁＝S

P：你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但却是第一次像个明星一样在中国受到关注，你怎么看这个变化？

S：我不知道。这次中国之行，中国人确实对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学生的热情尤其高涨，但是我自己确实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的书还是那些，并没有什么变化。我第一次出版书是在1966年，距今已经（快）50年了，或许我的书正好符合了这个时代，符合2014年这个时期。这只是我的抽象感觉，很难说清楚。但确实有很多学生来听讲座和发言，他们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好奇心，他们都对讲述中国历史的不同方式很感兴趣，或许我自己就是一个用不同的方式讲故事的人。我来自国外，但是我被中国历史资料和传统所吸引，我试图去分析、去讲述我能讲述的一切，这本身也是一个故事。我可以讲述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这或许可以吸引学生。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我猜可能有700人，教室已经完全满了，这让人印象深刻，但它可能只是个暂时现象。无论如何，这个场景确实很有趣，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人读我的书。

P：你擅长以“说故事”的方式讲历史，找到这一写作方法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S：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我的第一本书是《康熙与曹寅》。曹寅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在皇帝的身后从事着戏剧性的工作，他不是个普通的官员，能自己写信向康熙皇帝报告各种情况。所以，我认为，很难找到比他更合适的权力的见证者。我在写这本书时，就被康熙所吸引，尤其是他与曹寅、李煦这些人的坦率关系，这些人是清初的一个有意思的群体。我对这段历史一直有兴趣，所以后来又写了其他相关的书。

P：写作《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时，你用了康熙自传的口吻，还原他的作为、情感。

S：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他，我只是试图让康熙看起来更有人性，我试图把他从正式的场合中脱离出来，看待他性格中人性的部分。他很有挑战性，残酷而又精明，他在增强中国实力、扩展中国边界方面的成就激动人心。他也是个国际化的人物，可能是那个时期中国第一个国际化的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知道他，罗马教皇也知道他。总之，他是个有意思的人。在很多资料中，我发现，康熙都用“朕”这个第一人称称谓，所以，我想我可以用他自己所做的奏折批复来研究他。康熙终究是皇帝，他必须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统治。他的统治方式可能是最有效的。他也是个很世俗的人，我的意思是，他是孔子的信徒，健谈，但有时也会犹豫不决，会推翻自己的想法。他14岁开始亲政，统治了中国55年。

P：我记得你曾说过，你把康熙视为这个时期的英雄。

S：是的，他是个很强大的人，有宗教意识，喜欢冒险。

P：你说康熙是个国际化的人物，但通常人们认为那个时期的中国仍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到甲午战争后才被迫打开国门，实际不是这样？

S：之后发生的事情并不会影响之前的事情，康熙对于中国社会有着更加广阔的认识。我认为在17世纪中国的确是不同寻常地国际化的，中国的统治阶层也常有新的力量加入，这些人中也有些国际化的人，比如蒙古人。康熙和俄罗斯人、荷兰人、意大利人还有西班牙人以及天主教徒都有着非常深入的交往。

P：为什么会侧重研究中国明清历史？

S：我不知道，我就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在我20多岁的时候，可能是25岁时，我发现在17世纪七八十年代和18世纪，世界比之前的任何时期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只是觉得17世纪的世界史有一种连续性，中国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当时，法国人知道中国，英格兰人知道法国，俄国人知道意大利，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性比此前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明显。我对全球文化的这种特质很感兴趣。

P：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那个时期相比，有什么变化？你怎么评价那个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作用？

S：如果现在的中国在政府管理中希望做到国际化，应该首先比较清楚地了解中国在17世纪以后的国际化的历史。要评价不同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当时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国际地位从属于政治，它基于政治联盟、意识形态忠诚等因素。特别是现在比起以前显然更加复杂了。17世纪60到80年代，是人类在国家思维方面的一个最佳时期，康熙的中国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人在观察西方时，惊奇少了很多，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历史的一部分时。所以那时候别的国家在看待中国的时候就会有特别的关注点，开始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中国索取利益。比如，他们希望中国统治阶层减少对贸易、收入和金融的控制，以让他们自己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