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的局限：费正清传统下不很看重中国学术脉络

史景迁此次中国之行，在多地引发粉丝“学术追星”

整个3月可以被称为史景迁之月。前天晚上，他在复旦大学完成了此次大陆之行的最后一次演讲。

“史景迁风潮”是2月28日从北大发端的，此后北京的几场，再加上成都、西安、上海，所到之处，其火爆程度有如春运抢票，淘宝“秒杀”，复旦场的200张票在半小时内被“抢”光，这位现年78岁的美国退休教授，成了华人文化圈最知名的学者之一。史景迁系列著作的最新出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告诉早报记者，史景迁来华，媒体曝光率非常高，大大拉动了书的销量。上海远东出版社也曾在2005年推出“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并称：“此套书卖得不好，压了数年，多亏史景迁先生此次来华，否则不知搁到什么时候了。祝先生中国之行愉快！”

史景迁对于此次在中国受到的明星级待遇似乎也有些始料未及。他在北大和翻译一起吃饭时问他的翻译：“我一个外国人，用英文写作和演讲，为什么中国人对我这么感兴趣？”翻译回了一个字：“帅！”

这位长期生活在美国的英国人有着1.8米的大高个，虽然已年近八秩，看上去依然挺拔俊朗，与英国影星肖恩·康纳利有几分神似。尽管在前天晚上的讲座上，他看起来疲惫、苍老，也不妨碍没能领到票的观众挤在演讲大厅的楼下收看直播。其实，这次讲座的题目与前几次的并无区别——“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然而，他讲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史景迁是谁？

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而他的老师，写《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的芮玛丽（MaryWright）恰好是费正清的学生。他还有另外一位老师，明清史专家房兆楹。他的妻子则是史学家金毓黻的孙女金安平。如今，史景迁与孔飞力（AldenKuhn）、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并称“美国汉学三杰”。

史景迁说，他研究中国史，完全是“出于历史的偶然”。1959年，史景迁23岁，在剑桥大学修英国史，特别是宪法史。“整个研究的基础和材料都是国外的”，因此，他去美国耶鲁大学做了交换生。在那里，他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发生了转变。

在耶鲁，研究生必须读各种各样的课程，这时候，还被称作JonathanD.Spence的史景迁这才接触到中国历史，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选择修习中国历史后，史景迁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寿（ArthurWright），另一位就是专攻近代史的芮玛丽。史景迁开始学习汉语，练习繁体字。不久，他被芮玛丽介绍给了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房兆楹。史景迁说，房兆楹对他来说，是至为关键的一个人，后来这个风行全球的名字“史景迁”，就是房兆楹给他起的，“做历史当然要学习司马迁。”

房兆楹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夫人是燕大历史系毕业的明清史专家杜联喆。二人曾在1930年代赴美，参加清人传记写作计划。

在房兆楹的帮助下，史景迁得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那时还不在台北）看到康熙的朱批奏折，“当我把奏折拿在手上的时候，看到那些红色的字迹，就很想了解这个人。”继而，他发现了一个与康熙有关的特殊人物，就是曹寅。如此，就有了他的博士论文，现在广为人知的《曹寅与康熙》。

《曹寅与康熙》一出世就颇受关注，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历史学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书写历史。史景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发现康熙在不断使用‘朕’这个第一人称代词。当时我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能让康熙自己来重新体验他的帝王人生呢？为什么你要不断地说‘康熙肯定这样想过’，或者‘康熙今天可能病了，所以上朝迟了些’，而不让他本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呢？我是这样做的，这确实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我部分借鉴了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提出的人生七个阶段理论。康熙是帝王，但也是一个人。他的人生轨迹与莎士比亚对人生阶段的划分大致吻合。为什么我不能从这个角度描绘一个真实的、有人性的康熙呢？”他成功了，这本书为他赢得了一个“珀特尔论文奖”，也为他赢得广泛声誉，并开启了他的畅销书之路。

史景迁的走红

1990年，出身北大梵文专业的陆扬在维也纳大学读了3年的藏学与佛学研究后，欲转投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余英时先生的门下。他还没有正式进研究所之时，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刚刚出版，于是陆扬特意从图书馆借来拿回家看，这是他读的第一本史景迁的书。“书从头读到尾，应该说是很喜欢的，第一印象是文笔很能打动人。它的时间跨度是从晚清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内容我还算熟悉，尽管如此，读完全书，依然很受触动。他笔下的丁玲我记忆是最深刻的，他的写法让你觉得丁玲‘左倾’、去延安是完全合乎理性的，他从丁玲的生平中选择一些代表性的事件组织起来，文笔有感情却又不煽情，当时给我留下很不错的印象。”

那时距史景迁的书被译介到中国大陆，还有15年。

史景迁的第一次中国行是在尼克松访华不久后的1974年，他与14位耶鲁大学的教授一起到中国转了一圈，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些“标准的大城市”，而其中的一位数学教授受到了明星级待遇，他认为，“那时的中国人热爱数学。”而他自己，则“什么粉丝都没有”。

1980年代后期，史景迁受北大之邀，再次来到中国，做一些客座研究和资料收集的工作。他在媒体访谈中曾表示，那时他的中文说得不好，没法和中国人交流，并且，在北大，他也“被禁止随意出入”，每次出去，都要解释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史景迁已经是美国汉学的重镇。1980至1990年代间，他的著作集中出版。陆扬于1996年至2011年间先后在普林斯顿、哈佛和堪萨斯等大学任教，“在美国大学教本科，几乎没办法不用史景迁的书，”陆扬说，“史景迁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虽然不能说有多么深刻，但对美国学生来说很适用，很难找到一本能与之相比的书，也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对美国学生来讲，通过这本书，可以对中国古代帝王的心理有最直观的了解。”

2000年以后，史景迁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视野中。2002年夏，北京《读书》杂志、香港《明报》“世纪副刊”与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共同组织了“炎炎夏读99”活动，请两岸三地的九位文化人，各自为大学生推荐11本书。在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的书单中，由台湾时报公司出版的史景迁著作《追寻现代中国之旅》（大陆译名作“追寻现代中国”）排在第六位。

2005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引进了“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包括《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等共8种。尽管这套书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但这是大陆读者第一次能读到史景迁作品的中译本。与此同时，史景迁已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在专业领域内拥有崇高威望，在美国出版市场上也拥有大量读者。

然而中国的读者却没那么快地接受他。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被引进后，出乎意料地遇冷，只在历史专业领域内引起了有限的反响。

在学术名家的不断推介下，史景迁独特的历史书写风格最终被大众接受，逐渐积累起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

以史景迁最畅销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为例，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虞云国说，史景迁的著作之所以受大众欢迎，和他对历史的独特表述方式是分不开的，“他通过写山东郯城县的一个小人物，把当地的社会条件与政治、经济情况糅合在一块，以一个小的切入点展开了一个宏阔的时代，这样就把历史写鲜活了”。

虞云国自己也写过《细说宋朝》、《水浒乱弹》这样的历史通俗读物，他说，史学现在正在不断地大众化，历史走向民间也是一个应该坚持的方向，但中国史学界在历史普及这一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有些学者比较鄙薄历史学入门读物、通俗读物，但是如果写得好，就能做到既让普通读者喜闻乐见，又让专业学者感到书中有独到见解，这两者完全是可以结合得很好的。”在虞云国看来，史景迁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正是“这两者比较好的结合”。“史景迁式的表述恰恰能够让普通读者接触比较正确的史观和史实，这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或许，正是这种“供求关系不平衡”，才导致了此次令史景迁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史景迁风潮”。

史景迁的天赋与局限

在史景迁的朋友圈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应该就是余英时了。陆扬作为余英时的学生，曾见证过二人的交往。“我在普林斯顿任教的时候，史景迁陪他夫人金安平来做过演讲，结束后和余英时先生等陪他们晚餐。”陆扬说，“余先生和史景迁合作多年，是极好的朋友，无论趣味、知识，都很相投，彼此强烈地欣赏。余先生在耶鲁历史系任讲座教授时，史景迁也是同系的讲座教授，他们在耶鲁相处的十年，可以说是各自生涯中深具创造力的十年。”

陆扬并不讳言，由于史景迁接受的还是属于上一代的汉学家训练，“这使得他在解读中国古典文献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有时需要精通汉语的学术助手提供帮助”。但是，据协助过史景迁的学者说，“他对材料的领悟力极高，可以很快找出重点。有人评价史景迁的写作方式是后现代，其实也不是这样，不要说后现代理论，他对理论本身兴趣就不大。”

陆扬说，虽然对专业历史学家来说，史景迁的著作现在更多在教学的时候会用到，从专业角度来讲已经不满足了，“但他的《太平天国》依然是让人佩服的一本书，临场感、情境感很强，背后有很强的来自西方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撑，这就和小说的虚拟性区别开来了。”

钱锺书曾半开玩笑地说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台湾学者汪荣祖同样认为史景迁的写作技巧高超而史学修养不足。另外，史景迁对汉文材料的释读也常常为人所诟病，例如在《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这部书中，他把“效东坡老尽十五琖，为鼠饮而已”理解为“与（诗人）苏东坡一口气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饮酒界的小老鼠”，而实际的意思是“只能效法苏东坡喝十五小杯，如同鼠饮”；把“岁久成帙”理解成“时间长了，成为习惯”，而实际的意思是“时间长了，记录的文字累积成册”。

但是，陆扬认为，钱锺书那个略带揶揄的评价恰恰说明了史景迁的历史想象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有其史实根据。“如果钱先生说他是个‘成功的小说家’，在我看来反而会是个悲剧。要给史景迁的史料解读挑毛病当然是很容易的，这本非他的长项，他写作时的视角才是他最大的长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史景迁的史学功底不够，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认识，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对西方关于清代的很多研究，尤其是晚清史研究，比如太平天国，我们比较隔膜。”

“学术的面向应该是多元的，比如史景迁写过《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是围绕曾静案的，早在此书之前，王汎森是第一位对此案的政治文化意义做详尽研究的学者，写过一篇精彩的长文，从大量原始文献中爬梳出此案脉络，文章也极具临场感。但即便如此，史景迁的作品依然有其价值，读者不妨对照两者，可以领略不同史学手法的特色。史景迁的叙事天分是别人想模仿也模仿不来的，让史景迁自己总结他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我看他是很难总结出来的。他是一位凭天赋和本能来写作的历史学家。”陆扬说，史景迁的美国读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美国本科生，他们主要通过课堂阅读了解他的著作；二是思想比较自由多元的美国上层知识精英，美国形容这类知识精英有个说法叫WestSideintellectual，因为他们中很多代表人物住在纽约曼哈顿上城的西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史景迁还培养过很多后辈历史学者。陆扬在普林斯顿任教时曾多次参加过甄选博士生的工作，读过好多封史景迁为学生写的推荐信，也读过他为同行谋职写的推荐，“史景迁对人的判断往往很准确。他培养的美国明清史一流专业学者在数量上应该是仅次于费正清的。从这一点来讲，他是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宗师级人物。”陆扬说，史景迁给《纽约书评》写过不少与中国有关的论著的书评，“中国读者读过史景迁书的人很多，但看过他写的书评的人恐怕不多”，“往往写得精到，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史学判断能力是一流的”。

当然，陆扬也看到了史景迁的局限：“我和他的好几个学生做过同事，他们有时也聊到这一点。史景迁还是偏向美国史学那一面，他培养的学生和中国近现代学术传统是比较疏远的，和中国学界的联系也不算密切。这和费正清的传统似乎有点关联，他们都不特别看重中国的学术脉络。我无意对此作出褒贬，只是试图做一个客观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