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本报记者 蒋蓝/文 祥惠/图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 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就读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系列作品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2014年3月出版中文版新书《胡若望的疑问》《曹寅与康熙》。

郑培凯 史景迁系列作品中文版主编。山东人，1949年随父母赴台。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兼主任。2014年3月出版新书《雅言与俗语》《迷死人的故事》《品味的记忆》。

金安平（Annping Chin） 美籍华人，史景迁夫人，史学家金毓黻的孙女。毕业于密执安州立大学数学系，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中国思想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卫斯连大学，现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研究领域包括儒教、道教、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等。主要作品有《合肥四姊妹》《孔子》。

鄢秀 史景迁系列作品中文版主编。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1998年在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2014年3月17日 成都）

应郑培凯先生邀请，记者17日下午6时20分即赶到川大文华活动中心。距正式举行的学术会议还有40分钟，但可以容纳400余人的学术报告厅早已座无虚席，而且所有过道也填满了闻讯而来的师生。主持人、川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有点始料不及，不得不向史景迁等四位嘉宾说明：会议室外尚有一两百人要进入会场。得到同意，门外听众开始在主席台两侧席地而坐。这种火爆的场面，在川大近年来的上百场学术讲座里大概从未有过。

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与孔飞力 (Alden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并称“美国汉学三杰”。他的中文名字“史景迁”是他的导师之一、明清史学家房兆楹命名，寓意是治史就要景仰司马迁，而史景迁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体，遵循的也是《史记》的“文史不分家”精神。史景迁以治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为经、以治西方汉学为纬的学术脉络，在西方社会大众层面极大拓展了汉学的影响力。国内读书界对史景迁的崇拜热度，应该说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位西方汉学家，私下有人称他为“最帅的学人”。

78岁的史景迁身材挺拔，穿一套普通西服，一双磨砂皮鞋，很像007的扮演者康纳瑞。他用低沉的英国口音讲述了他的汉学历程，并回答听众的提问。有位学生“明知故问”：假使你真的遇到司马迁，怎么办呢？史景迁双手一摊：“请他喝杯啤酒吧！事实上，我会结结巴巴，红着脸告诉他，你是我最热爱的历史学家。”

史景迁住在耶鲁附近的小镇西黑文，远离尘嚣，“又安静又美”。他夫人金安平说，史景迁写作时不能被任何事情打扰，家里来个电话都会生气。他与金安平至今共用一部手机。本次中国之行，一方面是学术交流，另外一方面是推荐新书，涉及十几场报告会。头天他们刚刚抵达成都，第二天上午就游历了杜甫草堂等景点，首次来川的史景迁颇为振奋，用金安平的话来说，“杜甫草堂太美了！成都太美了！我们简直不想走了，恨不得就在这里住下来……”

来过成都多次的郑培凯夫妇则显得淡定从容，郑培凯说自己是史景迁的第一个博士生，老师为人亲切，最好的一点是会问我到底喜欢做什么，我可以教你怎么组织你掌握的资料。他有时会说，那段历史我也不熟。这个态度郑培凯以前在国内没见过，中国的老师不会说自己不懂。“他的英语水平可以说在国外汉学界一流水准，我写学期报告还有其他文章，他都帮我改。我觉得我讲得已经蛮顺了，可他用字就不同。思想从来是具体的，要具体到词语，由此可见史景迁先生的认真与不苟且精神。”

也许，只有语境的解放，才有历史的本真还原与书写。史景迁的汉学历程，不但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条独具个人情怀的东方言路，也为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拓宽了视野，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面貌进行全方位反思，挖掘从古到今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的本真，并最终指引我们放眼未来，确认中国文化的根性。

实录

我为何对康熙深有共鸣

郑培凯：史景迁先生从1965年出版第一本《曹寅与康熙》起始，已有15本独自署名的著作。其中，以第一人称写的《康熙》和书写小人物的《王氏之死》最为著名。《康熙》在1974年出版后，被著名学者白修德誉为“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曹寅与康熙》是史景迁步入历史研究的起步之作，也是他“最学术”的博士论文，但是，他用一如既往的细致笔法，勾画出盛世中“主人”与“奴才”之间相互依存的样态，这本书研究的历史背景是清朝，尽管对它所触及的范围，我们不能期望可以尽诉满人统治头一百年的种种变迁，但至少可以呈现它缤纷的样貌。

金安平：史景迁曾经告诉我，为何对康熙深有共鸣，原因在于之前他在翻阅康熙御批真迹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原来康熙也是在成人后才学汉语的。接下来他看到康熙把“密”字写成了蜜蜂的“蜜”，而这样的错误，他也经常有。

史景迁：我和康熙都是成年后开始学汉语，又都是为了看懂奏折内容而开始学汉语，对此，我与康熙深有共鸣。康熙的母语是满文，但看他的朱批奏折，我发现他的书法非常清晰，运笔缓慢，不同于草书，这对一个外国学者来说帮助很大。或许是这个缘由，我在不同地方不止一次表示过喜欢康熙。

历史学研究中，针对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注意历史细节，其实往往能挖掘出新东西。比如清朝初年，不同阶层对待清政府的态度并不是单一的，有着很多不同观点，我们往往能从中找到新的突破口。我在耶鲁图书馆看到清人黄六鸿写的《福惠全书》，其中有一份王氏的验尸报告。我想象，这个连名字都没有、死于丈夫之手的普通妇女，她当时的生活环境究竟是怎样的？我在《王氏之死》里引用了这份“验尸报告”，并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与生活细节。现在这本书译本很多，最让我惊奇的是，竟然已经出版了土耳其文的译本。

“贩夫走卒”于我并非四个汉字

郑培凯：《胡若望的疑问》是一部生动而雅致的大作，重现了欧洲与中国在早期交会中发生的一项极为奇特的事件。这起事件的主人翁胡若望，一名地位低微但信仰虔诚的中国天主教徒，1722年伴随一名耶稣会传教士踏上一次前往法国的旅程，由于文化的疏离，结果被关进了疯人院。《胡若望的疑问》结合了翔实的史料考证与引人入胜的叙事内容，巧妙探究了文化交会带来的冲击，尤其双方对于信仰、精神错乱与道德义务都各有不同的定义。这本书就是对“疯癫与文明”的回答。

我们知道，历史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空隙，这些空隙要依靠不断发掘出来的新材料予以填补，但万一无法找到填补材料，文学是唯一的手段吗？

史景迁：《胡若望的疑问》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我以为，还是要依靠考古发现、对当时具体生活的还原来填补这些历史空隙。贩夫走卒，对别人而言可能就是四个汉字，但对我而言，这是一群需要通过想象还原的具体人物，因为文学家也无法凭空想象三星堆的横空出世。

金安平：我用英文翻译《诗经》《左传》《老子》《论语》等，发现西方人最容易理解的是《孟子》，最难的是《老子》，这不仅是翻译是否准确以及读者的理解力问题，这也涉及如何判断史料的真伪性。历史学家李学勤曾经说过，一个人摸了很多东西，浸淫了很多年，已经形成了某种“感应”，培养起了历史判断的直觉。但这真的是很难的。

如何面对“西方书写的中国史”

鄢秀：我作为史景迁汉译著作的副主编，难题是如何面对“西方书写中国史”的语境以及翻译。其一，历史类书籍的资料浩如烟海，译者必须有足够的文史功底；其二，史先生的文笔非常优美，与很多翻译类教材有很大不同，稍不注意就会产生误解，甚至背道而驰，过去的译本就有很多错误，这次的新译本进行了校正，准确度大大提高了；还有一个困难，因为一些资料是史先生看到的中国第一手原始资料，写的时候翻译成英文，后来译者再把它翻译回去，这是一个“二度还原”的问题。阅读中文译本有何意义呢？我们以为，除了给不懂英文的人阅读，另外就是我们翻译时，根据原文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读者阅读译本时又可以享受第一手资料那种“写出来”的感觉。

郑培凯：史景迁先生的作品告诉我们三个意义：一是如何面对历史，二是史景迁书写历史的话语方式，完全不同于那种铺写式的“大历史”“大事件”的宏大叙事，三是感知他的历史情怀，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温暖的人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