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弄风情：西美尔对女性身体语言的心理学解读

当然，贝特洛的这种多少带有建构主义色彩的分类方式不能完全概括当前身体研究的所有理论取向。女性主义者在对女性身体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考察中发现，身体并不只是具有符号意涵，它同时还是妇女解放的根基。避孕技术的发明使女性身体从生殖中解放出来，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身体的解放给妇女的全面解放带来无限的可能。女性身体在解放话语中是重要的实现手段。

席林则针对社会学理论中一直缺失身体视角这一问题，从身体视角的理论潜力着手，细致探讨了身体视角回归的几种可能途径。他重点分析了埃利亚斯、布迪厄、戈夫曼以及福柯对于身体的四种不同研究取向。在埃利亚斯的研究中，身体被视为是文明化进程的载体。身体的进化取决于文化进程和社会关系，权力在其中至关重要。在布迪厄的眼中，身体是一种资本，社会结构内化于其中。不平等的社会机会在投射于身体的同时又将身体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戈夫曼认为身体是互动的要素。在行动交往中，身体信息甚至比言语信息更为重要，是行动者控制他人解释的主要手段。而福柯则将身体视作为话语的产物。权力的渗透甚至细微到直接抵至人们最为私密的身体。在总结性地将吉登斯的身体视角与以上各家的路径并置分析比较之后，身体承载的话语意涵以及身体视角因此而获得的批评、反思和解放的理论意义呼之欲出{12}。

近年来，结合话语和身体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里方兴未艾。自从话语分析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主流研究视角之一后，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身体话语展开了研究。在对电视、电影和报纸杂志中出现的非言语行为的研究中，Manusov和A. Jaworski发现，身体言语折射出个人的内心信念。他们也考察了媒体如何通过这些非语言行为影响观众{13}。Rule等学者发现面部特征和面部表情有助于精确判断男性的性取向。被观察者的身体加上观察者对线索的敏感程度是进行精准社会范畴化的关键{14}。Griffin， K. M.和M. A. Sayette的实证研究发现，烟瘾程度不同的人在面对吸烟暗示时，会出现不同的面部表情{15}。Bavelas， J. B. 和N. Chovil研究了在面对面互动情景中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他们发现，手势和面部表情伴随说话行为同时发生，是构成整个表达行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符号意义，有沟通功能{16}。Markula受福柯的“自我技术是自由的实践形式”的观点的启发，考察了一种广为商家推崇的融合了普拉提、瑜伽、太极和西方力量训练的所谓的心智健身（mindful fitness）对于那些对身体吹毛求疵、将自己的身体模式化的健身教练们的意义。他发现有强烈愿望将对自我的伦理观照转变为对他人的观照的这些专业人士，有可能改变目前女性身体话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关于理想身体的意象，从而改变女性的众多行为{17}。Judith A. Hall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互动情境中人们对自己身体行为数量的记忆要高于实际所发生的。其中，对微笑等有积极意义的动作的记忆超出实际的程度最高，而对诸如表现紧张情绪的自我触摸等动作的记忆与实际发生基本持平。同时，这种对自我身体行动记忆的准确程度，在个体更关注他人或其他事物时比个体更关注自己时要高{18}。

前三个研究都看到了细微的身体语言承载了丰富的内心意涵。同Bavelas， J. B. 和N. Chovil研究一样，这些研究都肯定了身体在场在沟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是对以往沟通理论中“身体缺位”（the negation of body）{19}的弥补。Markula的研究则忽略具体的身体语言，从宏观话语权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话语生产机制。Judith等学者的研究是偏向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在认知的视角下关注的是个体行为，社会在此几乎隐没。

显然，作为话语因子的身体，只有置于社会大背景中才具有意义，而其辅助交流的功能则是人们最贴切的感受。以往对面对面沟通情景中身体话语的研究几乎都假定身体话语至少是在同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是可理解的有助于沟通的。即使是在跨文化研究中，艾克曼等学者也确认了诸如高兴、生气、恐惧、厌恶等一些人类情绪的面部表情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然而，身体话语在同文化中绝非仅存在细微的个体差异。男女两性，不管是在生物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不论是出于自然还是源于建构，其身体话语的意涵在两性交往中有着显著的差异。昆德拉的小说《在路上》就描述了一个因为对身体语言的误读，而导致最终男女双方都迷失了自我的悲惨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因为对女性性意向推断的偏误而引发的约会强奸事件也并不少见。

四、风情话语

西美尔所观察的只是女性的风情话语。但是，卖弄风情的又岂止是女人？男人同样会通过种种方式展现自我，吸引女性的注意。相较于女人，男人有其独特的卖弄风情的方式。男人卖弄风情通常没有特定的对象，因此要传递的并非是暧昧的承诺。彰显自我才是男人卖弄风情的最终目的。女性的在场使得男人更乐于在各种场合高谈阔论。在场女性的数量越多，男人越是乐于、急于表现自己的渊博学识，要将所有同性都比下去，甚至恨不得全场除了自己全是听众。男人最喜爱的卖弄风情的场合大概要数在对抗性的竞技运动中了。男人裸露身体、尽量展示为了赛场而日夜苦练的优美姿势，以及在获胜时摆出各种夸张的姿势，无非是为了博得女性的尖叫和倾慕。在情爱关系中，男人更经常使用或者直接吹嘘自己的出众或者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的方式，有意无意地欺骗意中人。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男人的好胜心在作祟，不如说这是男人突显自我的内心呐喊，那就是：“看！我很帅很强吧！”以及“我想泡你！”这其中的“你”并非指任何一个特定的对象，而是泛指所有有潜在交往可能的“她”。

吉登斯也讨论了男女两性在身体语言上存在的差异。他认为，“男人和女人对言语和非言语交流有不同的感知和表达”{20}。他观察了两性的“凝视”行为。“凝视”异性，对男人而言，是“自然的”或是“清白的”行为；对女人而言，却是“挑逗或是色情的行为”。吉登斯对此的解释是，“男人无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整体上都比女人占优势”{21}。莎伦·布雷姆、罗兰·米勒、丹尼尔·珀尔曼和苏珊·坎贝尔在《亲密关系》中曾经对非语言交流中的性别差异做过系统的回顾：女性比男性能更熟练地进行非语言交流；两性间在准语言、人际距离、身体接触等方面存在差异；女性即使在不太快乐的时候也比男性更多地微笑；当与男性交往的时候女性比男性倾向于显示更低的视觉主导比率（VDR）；女性采用的姿势比男性的较不开放、更为对称。莎伦·布雷姆等总结：女性与男性交往的举止同地位较低的人与上司交往的举止是一样的{22}。由此可见，身体和文本、言说一样具有强大的行动能力。南茜·亨利认为：“人们经常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强势的原因是女性常常通过非语言行为表现得较无力或较无决断性”{23}。显然，无论是吉登斯还是莎伦·布雷姆等人都是从建构主义角度来查看这种差异的。的确，虽然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但相似性远多于差异性。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气质被建构成为亲切、温柔、能够体谅他人；男性气质则强调富有冒险精神、勇敢、独立以及富有攻击性。“女性在服从于贬低和否定她们的社会化过程中，学会了克制、顺从和沉默的消极道德”{24}，因此女人收敛而寡言。但男性气质也不总是意味着特权。男性气质所对应的永恒的紧张和压力，迫使男性要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25}，因此男人主动而好斗。男女两性在卖弄风情的方式上的差异正是社会所建构的两性性别气质差别的表现。无论是迷离的眼神、摇曳的走姿还是抚弄身边的小事物或者孩子，女人所展现的就是自己的温柔和亲切；而不管是高谈阔论、展示身体或者是直接或间接的欺骗，男人所显示的则是自己的勇敢、独立和攻击性。但是，以男人的方式卖弄，女人没有任何风情可言；而男人用迷离的眼神和潇洒的走姿却同样能赢得女人的倾心。女人不能采取男人卖弄风情的方式是因为那有违社会对女人“内敛”的规定；男人不采用女人卖弄风情的方式则是因为那些不足以展现他们的男性气概。在卖弄风情中，不管是方式还是对象上，男人比女人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在男权社会中，男人才有话语权。

社会建构当然可以解释两性风情话语的差异，但是没有跨文化研究证实在性别气质刻板印象不同的文化中，两性的风情话语存在相应的差别。亲本投资论则给这种巨大的差异提供了另一个更为简洁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亲本投资论认定，男女两性的共同目标是追求适应性，让与自己有关的遗传品质在更多的后代身上得以表达。然而，由于两性最低限度的必备投资存在着差异，所以导致了两性择偶策略上有差异。人类物种的生殖事实，包括生殖细胞数量、怀孕过程和分娩，都证明了人类物种女性投资比男性更多。因此，女性在择偶过程中，会更挑剔；而男性则面临更为激烈的性别内部竞争{26}。正是由于这种差别，导致女性在择偶过程中更关注的是他人而非自己，而男性却是要击败他人突出自己。这也解释了为何女性在卖弄风情时表达的是向他人的承诺；而男性卖弄风情的方式则是在对抗中彰显自我。所谓的男人的好胜心只不过是男人的绝望的堂皇外衣。女性择偶的目标指向是男性提供间接资源的能力与意向。男人的种种卖弄方式，无论是展示身体或者智识，其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同时，男人卖弄风情这一行为本身就表达了男人的意愿。男性在择偶过程中竞争指向的是女性的生殖能力和贞洁。女人对自己迷人身姿的展示就是在展现自己的生殖能力。女人卖弄风情的对象总是特定的某人，以及卖弄风情所传递的似有若无，则是女人在表明自己的贞洁。而男人卖弄风情指向泛化的“她”者这一点，也验证了男性比女性更具淫乱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