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权力祭台：帝制中国的告密政治与文化传统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与传统帝国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相背离，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告密虽然在扩充帝国权力、维护帝国统治、支撑政治有效性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依然不能作为一种政治运作方式而大张旗鼓地运作，其使用具有一定的限度。即使对于将告密做得最为隐秘的秘密奏折制度，社会人士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他们认为通过密折了解官员，实际上是因袭了古代告密之举，将会导致"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的后果。在帝制中国统治的绝大部分时期，告密政治就在这种合法性模式中的道德批判和专制权力生成的现实需求这一对复杂的辩证关系中时而泛滥、时而收敛。由于儒法帝国文化观念和政治运作过程之中的张力，在帝国实际的统治过程中，一方面从价值上强调道德、否定"告密"，另一方面，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为了强化统治又鼓励"告密"。这种价值体系与实际政治操作之间"悖论式"共存现象一直伴随着帝制统治的整个过程。

五、进一步的讨论

金观涛先生用超稳定结构来指涉帝制中国循环往复的王朝更迭和周期性大震荡现象。早在明末清初，诸如黄宗羲、王夫之之类的学者就揭露了中国专制主义的弊端，初步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做出反思，但是作为一种群体意识的反思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现代性的洪流插入帝国统治的时间和空间场域，这种循环的历史观开始被截断，中国也开始步入线性的历史发展进程。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器物、制度、甚至文化，系统反思中国的政治传统。无论是谭嗣同的"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还是梁启超对专制主义的痛斥和对民权的倡导，赤子的拳拳之心，日月可鉴。但是情绪性的批判和对传统思想的化约，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公允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虽不至像钱穆所说的那样的温情脉脉，但也不像后世的激进反传统者所谓的那样一无是处。但是同样公允地说，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体系在制度安排上，的确存在某些方面的欠缺。

针对告密政治而言，虽然与传统帝国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相背离，告密扩大化也对帝国的合法性生产不利，但是基于强化统治的考虑，这一非常规机制还是被统治者屡试不爽，在皇帝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权力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儒士阶级始终无法找到一条有效的路径驯化君权。正如张星久教授所指出的，君主专制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

一方面，这种制度把君主虚设为"至圣至明"的全能角色，赋予他不受任何外在法制制度约束的、无限的权力，一方面又无法使君主具有能够胜任此种角色的能力，君主的实际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权力不相适应，造成君主的"权"与"能"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与差异。〔24〕一方面，我们赋予统治者在"道德"上很高的"应然"要求，并声称"天命有德"、"以德取位"、"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一套制度安排将这些道德要求落实到"实然"层面，让统治者不敢胡作非为。

在"告密"这一特定的政治行为中，统治者放弃该行为也只是基于专制统治秩序已经巩固，再"扩大化"会危及其统治的考虑。儒家试图以"道德"约束权力的效用究竟怎样，不言自明。

张光直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是一种连续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浑然一体。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点在于我们会整体性地考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但是缺点就是考虑问题太笼统、粗糙，不精致，许多命题都没有明确的内涵和界定。〔25〕如果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对儒家思想的大体评价就非常贴切。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儒家思想，为我们树立了很高的价值理想和道德标准，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科学的儒家思想，则往往出于眼前的事实或整体感觉就匆忙得出结论，并没有对问题的实质进行层层细化、步步分析，遑论运用严密的逻辑对制度完善的细节加以演绎与推理！

中国传统上这种停留在"应该如此"，而不大措意于"怎样才能必然如此"的思考方式，使得中国的传统文明虽然发育完善，但却时时无法过渡到现代文明阶段。而这种制度设计上顾此失彼、进退失据的政治传统，让儒家始终停留在对专制权力的道德批判阶段，而无法实现对其真正的制衡与约束。掌握道德权力的帝国儒士阶层一直试图对皇权施以驯化，但是由于"王权(皇权)中心主义"的政治传统，这一努力最终归为失败，中国的政治传统也呈现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参见： 何木风﹒隔墙有耳： 中国历史中的告密往事〔M〕． 凤凰出版社，2009．

〔2〕沙叶新． 中国的“告密文化”〔Z〕． 转引自： 闫若恪． 中国式告密〔M〕． 香港： 明镜出版社，2009．

〔3〕罗哲海．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M〕． 陈咏明，瞿德瑜译． 大象出版社，2009． 2．

〔4〕罗哲海．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M〕． 陈咏明，瞿德瑜译． 大象出版社，2009． 2．

〔5〕罗哲海．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M〕． 陈咏明，瞿德瑜译． 大象出版社，2009． 2．

〔6〕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93． 235．

〔7〕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93． 235．

〔8〕参见： 牟宗三． 政道与治道〔M〕．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1．

〔9〕刘斌．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J〕． 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评论卷) ． 2008，( 9) ．

〔10〕刘斌．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J〕． 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评论卷) ． 2008，( 9) ．

〔11〕张星久．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Z〕． 未公开出版．

〔12〕曹德本． 中国政治思想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07．

〔13〕张星久．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Z〕． 未公开出版．

〔14〕张星久．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Z〕． 未公开出版．

〔15〕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M〕． 夏红旗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

〔16〕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M〕． 夏红旗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64．

〔17〕参见： 〔德〕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悦文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4．

〔18〕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66 － 167．

〔19〕刘泽华． 中国的王权主义〔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3．

〔20〕〔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10．

〔21〕〔法〕让—马克·夸克． 合法性与政治〔M〕． 佟心平，王远飞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中译本序1．

〔22〕〔英〕戴维·必瑟姆． 通往社会科学的合法性概念〔A〕． 清华法治论衡： 第2 辑〔C〕．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19．

〔23〕张星久． 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4) ．

〔24〕张星久．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分析〔J〕． 政治学研究． 1997，( 4) ．

〔25〕张光直． 考古人类学随笔〔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