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的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

一九九七年春季日本大江健三郎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东亚学系获得大学当局的支持，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普大研讨会”（“Princeton University Symposium”），专门讲论古代东亚的宗教。在“宗教与想象”（“Religion and Imagination：Global Perspectives”）的总题下，会议分两天举行（五月九日至十日）。致开幕辞的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莫里逊女士（Toni Morrison），最后一场讲论则是大江的“文学与宗教想象之间”（“Between Literary and Religious Imagination”），整个研讨会的气氛是很热烈的。我应邀参加，写了一篇讲辞在会中宣读。我讲的是古代礼乐传统怎样通过曲折的变迁，终于引导出轴心突破。早在一九七七年所撰《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我已正式提出了这一命题，但当时限于体例，未能充分展开论证。一九九七年的研讨会给我提供了一个推陈出新的机缘。所以这篇讲辞可以说是这部专论的发端。

我的兴趣被激起之后，欲罢不能，于是在课余之暇断断续续扩大原讲辞的论旨，于一九九九年写成了一篇英文长编，题曰“Between Heaven and Man：An Essay on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ind in Classical Antiquity”，大概有三至四万字左右。当时的计划是补写较详细的注释之后，以“专题研究”（monograph）的方式单独刊行。为了集思广益，我将已完成的本文部份影印了几十份，分赠友生，希望获得响应，为最后修订的参考。但此时我已不知不觉中卷入朱熹的研究，原来的注释和修订计划便搁置了下来。后来只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是友人Mary Evelyn Tucker教授知道我有这篇英文论稿，坚邀我写一篇概要加入她正在主编的一部有关古代儒学的论集中，这便是“Between The Heavenly and The Human”，收在Confucian Spirituality，Vol. One中（edited by Tu Weiming and Mary Evelyn Tucker，New York：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2003）。第二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决定在二〇〇〇年推出“轴心突破”专号，编者提议将本文第二节《轴心突破与礼乐传统》译成中文，作为该期的一部份。我接受了此议并写了一篇《前言》，刊于《二十一世纪》二〇〇〇年四月号。除此之外，全稿的其余部份则一直处于尘封状态。

三年前陈弱水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型》（现改题为《中国史新论：思想史分册》），约我参加一份。他早就读过我的赠稿，认为恰好符合他的构想，因此希望我另写一篇浓缩的中文本，作为书中的一章。我当时一诺无辞，但没有想到我的健康忽然不肯合作，竟无法如期交卷。弱水体谅我的困难，提议将英文稿第一、第三、第四、第五各节译成中文，加上已刊布的第二节，合为一文，再由我添写一节简短的结束语，以了结这一重公案。这样的安排事实上已将我的工作负担减到无可再少的境地，我当即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弱水的新建议。

译稿不但兼信与达之长，而且将所引经典文本一一还原，超出了我的最高期待。但是通读全稿之后，我发现我的工作负担之重竟远超乎最初估计之上。首先是全文的注释问题。译者根据原稿的注脚号码，要求我补出所参考过的第二手数据。十几年前撰写初稿时，我曾将这些资料，特别是现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一一记在眉端，以备他日注释之用。但由于时间太久了，原稿竟遍寻不获，使我十分沮丧。如果不是承诺在先，不容半途而废，我大概只好放弃整个计划了。何况注释并不仅仅是恢复旧注，更重要的是增添新注以尽量吸收最近十几年来与本文多方面密切相关的新创获。仅此一项的工作量便已使我有不胜负荷之感，而更出意外的则是全稿的修订和增补最后竟迫使我对于先秦原始典籍（包括新发现的简帛在内）重作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修订的必要起于中西论证方式的歧异。我的原稿是英文，以西方读者为对象，自然采用了西方的论证方式。这次通读中译本，我感觉有些地方在中文里应该换一种说法，而另一些地方则似乎应多引经典原文以增强说服力。这当然是因为中国原有的论证方式与西方不同。中、西在这一方面的差异是很复杂的，但不妨作一高度概括性的区分：中国的“考证”传统源远流长，一般而言，重“证”（evidence）更甚于“论”（argument）；西方则自始即发展了论辩之术（rhetoric），因而特别重视“论”的说服功能（persuasion）。所以我的修订大致是在“论”的部份力求紧凑或“重新述说”（reformulation）；在“证”的部份则尽量引用原文。修订最初是局部的，但一旦开始便逐渐扩大范围，最后竟从修订一跃而增写新篇。《“天人合一”的历史演变》和《结局：内向超越》两篇长文都是这次新写的；我以原稿中未能充分展开讨论的一些重要论题为核心，遍考先秦文本，作了比较透彻的发挥。我希望这些修订和增补可以加强我的论证在中文语境中的说服力。

但是全部修订和扩大的工作完成之后，我立即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译文全稿不过四万字左右，而新写的部份竟超过六万言，已非一篇论文的空间所能容纳。经过和弱水的往复商讨，我们决定让全稿以专题研究（monograph）的方式单独刊行，然后由我另写一篇综合性的提纲，将第二度研究的新收获融入其中，作为全文的总结。第六节《从天人合一到内向超越》便是这一决定的产品。不过这里不妨补说一句，这一节虽建立在专书最后两章的基础上面，但重点和呈现方式却略有不同，所以繁简二本仍有可以互相参照之处。

最后，我必须向两位译者，傅扬先生和毛元亨先生，致最诚挚的感谢：如果没有他们所提供的出色当行的译稿，这部久已“放弃了的计划”大概便不会有浴火重生的机会了。

本书原稿经过修改和增补之后，只要再加上一篇《自序》便可以付印了。但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自序》竟演变成一篇长达四万字的《代序》，而本书的出版也随着一再延迟了下来。我觉得应该对这一点作一交代。

《代序》写得这样长并不是由于下笔不能自已，以致泛滥成灾。恰恰相反，这是经过一再考虑而发展出来的；关键则在我向《思想史》编辑部作了承诺，《自序》写成后，先在这部新学报的创刊号上发表。

我的最初构想是在《自序》中说明这部专著的中心论旨、基本预设、研究取向、历史意义等等。由于《自序》是专为本书的读者而写，在涉及本书的内涵时，我便可以尽量节省笔墨，略道其相关之点而止。但在即将动笔之际，我才发觉这一构想必须作重大修改。为甚么呢？因为《自序》既然先在学报中作为一篇独立的研究论文出现，它必须首尾完具，意义自足。学报读者并没有机会阅读本书，如果《自序》按照最初构想写出，他们必多摸不清头脑的地方。这就是说，作为学报论文，《自序》必须将本书研究所得扼要地揭示出来，使读者可以对全文涵义一览无遗。

很自然的，我首先想到的方案是在序中添写一节本书的提要，为学报读者提供理解的背景。但是经过一思、再思之后，我终于否定了这一方案。这里有两重理由：第一，本书内容相当复杂，具有深度的提要写起来不但费力，而且也很费笔墨。但提要毕竟不是原创性的研究，不宜在学报论文中占去太多的篇幅。第二，提要对于本书读者而言，则完全是多余的，放在《自序》中，叠床架屋，更不足取。

如此反复斟酌，最后我决定另起炉灶，在本书的大范围中选一相关题旨，重作有系统的论述；这便是《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这样一来，《自序》便让位于《代序》了。

《代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追溯了本书中心论旨的长期酝酿过程，也阐明了我为什么引用“轴心突破”的概念来解释先秦各派思想的起源。下篇超过三万字，是一篇独立论文，旨在通过历史流程来观测中国的轴心突破是怎样逐步展开的。这一历史向度自始即在本书的整体构想之中，但因正文所处理的问题甚多，以致未能对此进行有系统的论述。现在《代序》恰好提供了适当的机缘，使我可以将这一薄弱的环节充实起来。因此《代序》下篇所涉及的论题和史料都有超出正文范围以外的地方，这是应该特别说明的。

《思想史》主编陈正国先生以无比的耐心容忍这篇《代序》在撰写过程中不断发展。他不但从未露出丝毫催促的意思，而且还不时有提示和建议，使我可以更从容地对全文进行思考。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篇《代序》竟使《思想史》创刊号错过了一个关系重大的出版期限。对于陈先生，我的愧疚更深于感激。

《代序》上、下篇分别由黄庭硕（台大历史所研究生）和尤智威（政大历史所研究生）两位先生输入计算机。《代序》在匆促中持续写成，不能字字清晰，兼之稿中多涉古今典籍及专门名词，益增辨识上的困难，但黄、尤两君每次收到手稿，都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出清样，学力与勤奋同样使我感佩。我必须在此表达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