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与许倬云的价值混乱

争鸣

□张耀杰

在马国川编著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一书中，收录有马国川与余英时的访谈录《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余英时在访谈过程中给出的重建价值观的路径药方是：“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决不能故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在被问到此前提出的所谓“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的文化命题时，余英时解释说：“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即使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余英时的如此解释也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既然有一种“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的主流之“道”存在着，这个主流之“道”本身就应该是中西文化不分彼此的核心价值。那么，中西文化之间为什么还要“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呢？余英时所谓“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的主流之“道”，到底是由哪些价值要素构成的呢？中国文化的所谓“核心价值”，又是由哪些与西方文化彼此不同的价值要素构成的呢？！

长期在美国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余英时教授，与当年的梁漱溟连同当下数以百万计的教授学者一样，依然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应取的成分”系统地编制起来，反而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满足于“凭空辩论”。同样长期在美国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许倬云教授，在这个方面走得更远。他在访谈录《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中，竟然给出这样一段神秘莫测的奇谈怪论：

“从根源上看，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自我自尊、自我约束，人和人之间互相尊重，个人主义不是独立的个人，是人和人相处的个人。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实际已经不存在了，怎样把它们从中国文化根源上挖掘出来，经过当代的诠释和修改、一步步尝试、落实，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从“已经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完全莫须有的所谓“中国文化根源上”，挖掘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常识的“以人为本”，竟然“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像这样的奇谈怪论，是只能用中国传统的妖道巫术之类的鬼画符来加以形容的。在这次访谈的结束语中，许倬云一方面谦虚推脱“我已年迈，寄身海外。国家事，我已不宜多嘴”；另一方面又摆脱不掉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文人习气，颇为勉强地开出一剂空洞苍白的改革药方：“寄语俊彦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紧，寸步难行；放宽些，海阔天空。凡事总以远处大处看，不能只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歧，也是多种选择，也许从此忽然开朗，出现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断寻找，随时修改，以求适应，总比墨守为宜。”（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张耀杰

（《余英时与许倬云的价值混乱》由金羊网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业务联系电话：020-87133589、87133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