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欧洲不得不回到传统：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审视

六

不过，在贡斯当和托克维尔“民主社会的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对已经初步成型的民主社会的剖析中，马南让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的分离政治在现代政治和现代心灵中造成的张力和困境。所以，在看到自由主义和现代性成功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正是这种张力和困境引起了很多人对现代性的恐惧和敌视，也激发了种种克服或消除这种张力和困境的努力，譬如极权主义。

在马南对托克维尔和贡斯当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在他们的伦理、政治和精神中面临的三重分离的挑战：人与人的分离、人与公民的分离、人的自我分离。在马南看来，托克维尔所揭示出的民主的本性就是人与人的分离：“民主瓦解了社会关系并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了它。所有由一个人施加于另一个人身上的，无论是建立在强力、世袭声望甚或个人品质带来的声望基础之上的权力，都遭到了无法抗拒的侵蚀；两个个体相互疏离，彼此相处而‘没有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共同纽带’：这就是民主的本性。”现代民主通过平等将人从种种关系、影响、纽带中抽象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使他们进入某种类似于社会契约理论家所假设的自然状态，并以此为起点重新构建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分离无疑可以是一种解放和自由，但也可能把一种孤独、陌生、疏离强加给个体。

看起来，民主平等打破了等级、团体、特权、身份、性别等因素在人与人之间造成的障碍，使得人与人彼此相似，也使他们彼此认为是相似者。这种相似者的感受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但是这种相似感和拉近并不必然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稳固的义务和紧密的纽带，而前民主社会中的等级、团体等在其内部和之间都形成了明确的义务和纽带。彼此为相似者的现代个体不需要重视他人，因为既然彼此相似，那么认识了自己就认识了他人，像蒙田那样只要对自己进行剖析，就可以理解人类了。结果平等强化了人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产生自足的幻想和自我的封闭，因此相似者的观念并不能使个体把他者作为他者来对待并向他者开放自我。这样一种个人主义使个体倾向于退缩到自我的世界中，侵蚀公共和政治生活，淡化人的公民身份，或者说，它使人并不觉得公民的政治生活对构成其作为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或至关重要的，由此造成了人与公民的分离。

人与公民之间的张力和分离在现代西方人权政治的演变中体现出来。从十七世纪开始，哲学家提出人拥有自然权利，十八世纪末美国和法国革命均发布了人权宣言，人权的正当性得到承认，人权也逐步实现。我们看到，只是在民主打破了等级制度把臣民变成不受特权束缚约束的平等公民之后，人的自由、平等、财产等各方面的权利才真正得以落实。因此，可以说成为公民是实现人权的前提。马南提醒人们注意1789年法国颁布的人权宣言的全称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而十九世纪人们关注的是人权如何在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这些政治框架中得以实现，可以说权利中公民的一面胜过了人的一面。在马南看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欧洲人越来越倾向于脱离政治框架、从普世道德的角度谈论人权，似乎人权自身就可以成为社会组织的规则，依据人权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管理（gouvernance），相对于诉诸公共商议和行动的政治，取得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法律和法官、专业机构和管理人员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国家、公民和政治人物的重要性则不断下降。并且，鉴于人权是普世的、自明的，民族国家是否是保护人权的根本前提这一点也变得不那么确定，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政治生活对于人的构成意义更是遭到怀疑。近二十年来，欧盟不断制定规则来更全面、更细致地落实人权，试图通过这些规则取代各民族内部的政治商议，并要求各民族接受这些规则对其主权的限制。因此欧盟有某种倾向成为具有其运作逻辑的、非民主的官僚机构。可以说，在今天的欧洲，人权政治对民族和民主均构成了挑战，在高扬这个抽象普遍的人的同时开始忽视公民。

然而，当人与人的分离、人与公民的分离似乎可以让现代人专注于自我时，他却不幸地发现自我意识在个体的心灵当中造成了分离。自我意识使人们审视自我，把自我当成一个他者。贡斯当敏锐地发现，这种自我审视导致“现代人失去了持久的、不加检验地相信的能力，怀疑不断处于他们的背后”。这一怀疑的结果导致现代人被一种自我分裂所折磨，自我与自我为敌，“我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存在。在我身上有两个人。一个人观察另一个人”，结果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场内战。马南借助贡斯当说明，现代人不可能有激情，因为他同时注视他的激情；在他注视自己的激情时，他也不得不预见到自己的激情的结束，“主体强加于他自己和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此外，在现代民主中，平等不断地让自我去制造出一个更完美的自我，因为平等使他想象自己可以成为那些在财富、职业、声望、权力、才华上比自己更优越的相似者，因此在他的自我当中，出现了一个现实的自我和想象的自我的分离。结果，托克维尔发现，焦虑是民主时代的人的心灵病症，而这种焦虑根本上源于自我的内在分离和分裂。

托克维尔和贡斯当所剖析的这三重分离在卢梭笔下的布尔乔亚—资产者身上都可以找到。作为资产者的现代个体背负着这三重分离的重负。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引发了失望与恐惧。

七

现代社会的种种分离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称为异化。自由主义所引为骄傲的种种分离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的分裂、是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进行正当化。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正是敌视和克服这种种分离和分裂的努力。它们致力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统一、人的统一，前者寄希望于无国家的普世乌托邦，后者诉诸高度同一的民族共同体所带来的个体与集体的统一。这些统一使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使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到自由，而不是只被视为某个抽象的、具有某些权利、只能被代表而不能自由实现自我的个体。这些统一也使得个体不再是生活在与他人的分离、人与公民的义务的冲突和自我的内在分裂中的异化和孤独的个体。所以，只有理解了自由主义带来的种种分离才能理解极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南看来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对于理解极权主义不可或缺。

极权主义的失败表明，国家和政治权力建构的人为统一和道德化，因其对自由的压制而无法成功。现代政治的抽象和分离制造了社会的多元，通过极权政治权力来消除多元、实现共同体的统一，结果就像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通过公有制实现城邦的划一事实上意味着城邦本质的消亡，强造同一的共同体也必然导致共同体本质的摧毁。极权主义的失败使得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cy）的正当性似乎坚不可摧。然而马南提醒人们特别是欧洲人，即便成功地战胜了其对手，自由民主仍然生活在种种分离当中，现代人仍然要面对人与人、人与公民、人与自我的三重分离的重负。在马南看来，自由民主虽然遭遇了种种危机而能够取得成功，虽然面临重重困难而依然保持活力，事实上是因为作为西方传统的公民政治和基督教仍然以自然德性和超自然启示的力量抑制了这三重分离，使人们在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在自然与超自然的纽带中感受到生命和共同体的意义。因此，马南认为，“民主时代的人的生活将形成于他们继承的道德内涵和民主方式之间的妥协”。欧洲人在未来仍然不得不回到传统，让古老的宗教和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活力。现代社会虽然削弱了人的心灵的活力，由此造成不满并引发疯狂和混乱，但人的灵魂的各部分仍然存在，并未消失，只是某些部分处于沉睡当中。马南提醒西方人，他们要摆脱对现代性的迷恋或恐惧，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文明史和政治史，在自然和超越中保持他们的灵魂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