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欧洲不得不回到传统：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审视

三

在马南困顿于如何探究政治时，他曾经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对二十世纪政治经验的分析中得到某种激励，不过是阿隆特别是施特劳斯引导他走入了政治哲学。与阿隆的结识以及阿隆每周五在优美的卢森堡花园附近的图尔农街（ruedeTournon）的著名研讨班，使他明确地以政治研究为志业。阿隆的博学和雄辩令马南折服。在马南看来，阿隆首先是能够在公共空间中以其睿智、口才与威望就公共事务教导公民的演说家。他让马南认识到在政治事务中人类生活最充分地呈现了其张力和动力。

不过，当马南在阿隆的指引下通过政治探究人事的同时，他感到阿隆的政治研究路径并不能够让他感到满足。阿隆在政治当中理解政治，在人性当中探求政治的规范，他并没有感到需要某种超验的标准来衡量政治。然而，马南则感到需要一种超验的尺度来量度和规范生活和政治。这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在预备班求学期间，他的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哲学老师让他开始对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发生兴趣，使他认识到神学可以是思考哲学所提出的问题的另一种路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通过思辨神学而非出于虔敬进入宗教。但由宗教引发的对超越性的关注，也让他试图为政治寻求某种超越性的参照。

难能可贵的是，阿隆迅速认识到自己的学生要走的道路是自己所不能引领的，于是他建议马南阅读施特劳斯，告诉他也许能在这个柏拉图主义者那里找到他寻求的东西。阿隆与马南这时已经建立了亦师亦友的亲密信任关系，虽然两人年龄差距颇大。但马南对阿隆的慷慨依然颇为感佩，因为阿隆在向马南推荐施特劳斯时，知道他可能是在让自己的学生和朋友走向一条远离自己的道路。在马南看来，阿隆的美德在于他对他人的自由的尊重，阿隆绝不像其时法国的某些大师那样试图对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灵施展权力。一个致力于以严格的政治知识和批判性思考塑造公共精神的公民，一个在缔结友谊的同时尊重他人自由的绅士：这是马南给我们描绘的阿隆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之一的肖像。

施特劳斯对马南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马南视施特劳斯为解放者：施特劳斯把他从现代社会和现代哲学的成见中解放出来。这一成见毋宁说是现代人的信念：现代人认为现代性或现代方案意味着人的本性或自然的真正实现。然而，通过重新发现古代政治哲学和由此引发的古今之争，施特劳斯让人们开始质疑现代人这一自负的宣称。也许，现代人所追求的自然的实现最终却可能让我们与自然分离乃至让我们远离自己？“人性相信自己实现了掌握自我的时刻，但这个时刻是否会是人性最为远离自我的时刻？”通过施特劳斯，马南在政治哲学中找到了让心灵突破现代人的“社会学主义”的力量。这种社会学主义断定人的精神被社会决定，但施特劳斯表明至少有一些伟大的头脑能够突破社会的约束而自由思考。这一社会学主义不仅仅让普通人也使许多学者甚至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现代性的某些前提和观念，视之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或进步。不过，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虽然一方面指出未经反思地把心灵交给社会习俗和约定是对心灵的剥夺，但同时高度重视这些习俗和约定，从普通公民的政治意见入手来追问正义、考察政体。在马南看来，原初意义上的政治科学的宗旨，就是对于在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当中呈现出来的正义问题予以最严格的考察。

通过施特劳斯，马南认识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激进及其在西方文明史上造成的断裂，开始从政治哲学对灵魂的不同面向以及灵魂与城邦的关系的考察来审视现代政治的前提及后果，剖析现代心灵。虽然马南没有提及，但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更深地拓展了他从卢梭那里已经开始的探究现代心灵的旅程。他试图站在现代社会的视域之外来审视现代性。

前面提到，马南的著作大多都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可能一定程度是因为他对施特劳斯的重视，以及他和布鲁姆及其他施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的交往—这也是马南能够在美国任教的原因之一。著名的施派政治哲学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曼斯菲尔德对马南就非常推崇。然而，马南并没有像施特劳斯的诸多弟子那样在古今之争中追随其师完全倒向古人的一边，也没有把政治哲学导向对某种超越城邦和政治的哲人生活的探求。马南坦言，施特劳斯塑造的几近不食人间烟火的哲人苏格拉底是他无法理解的。他和施特劳斯的弟子阿兰·布鲁姆交谊深厚，有一次两人在巴黎圣日耳曼大街著名的leRouquet咖啡馆聊天，布鲁姆谈及哲人如何把人的情感与利益置于身后而投身于哲学生活，马南提出质疑：“苏格拉底还是爱雅典的。”布鲁姆试图打破他的“天真”：“不，苏格拉底不爱雅典，他不爱他的妻子，也不爱他的孩子。”然而，弃绝人事或者对人情毫无挂怀的哲学思考和哲学生活始终让马南难以接受；相比这一哲学，他认为宗教和有信仰的人更有人情味。

四

更重要的是，马南始终没有接受很多施派的反自由主义。他并没有谈及他和施派人物在这一点上的差别，或许是因为他认为施特劳斯本人是一个保守的和自由派的思想家。马南一直坚持其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除了阿隆的影响之外，他的反极权主义特别是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可能是其自由主义立场的重要根基。1978年，他和阿隆的一些弟子共同创办了《评论》杂志。他们多是他在阿隆的研讨班上结识的朋友、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如经济学家让－克洛德·卡萨诺瓦（Jean-ClaudeCasanova），历史学家、俄国共产主义的研究大家阿兰·贝桑松（AlainBesan？on）。《评论》最初的核心宗旨是批判当时在法国仍然非常强大的极左思潮和政治力量，后来在法国逐渐成为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政治和思想评论刊物。

从1977年起，马南参加了著名的大革命史家孚雷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其时孚雷担任院长）创建的一个非正式的政治思考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都是当时和现在法国最优秀的一批历史学和政治学学者：除了马南和已故的孚雷之外，还有克洛德·勒福尔（ClaudeLefort，已故），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Rosanvallon），马赛·戈谢（MarcelGauchet），菲利普·雷诺（PhilippeRaynaud），等等。看得出来，这个小组应该就是后来同样由孚雷创建、马南参与其中任职至今的雷蒙·阿隆政治研究中心。这一小组的成员的共同兴趣是极权主义问题，但是他们的讨论中心却是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每个人每次从这个传统中挑选一个思想家进行陈述，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有趣的是，在这个小组中，除了马南之外，其他人大多都在政治上是或曾经是左派。对极权主义问题的关注和对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传统的兴趣使他们超越了政治界限。可以说，正是对极权主义的敌视使得这些左派和右派学者都成了广义上的自由派，虽然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重要分歧。那么，为什么这些学者特别是左派学者，都会致力于十九世纪法国自由主义传统的阐释？事实上，正是参与这个小组的这些学者复兴和激活了这一传统，他们都发表过阐释贡斯当、基佐、托克维尔的影响深远的重要论述。

这些学者对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兴趣，并不仅仅是因为对极权主义的拒斥导致他们需要自由主义。最为关键的是，马南指出，对极权主义的思考，根本上是对现代民主和现代性的反思。极权主义与民主的关联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法国反极权主义思考的核心问题：席卷现代社会的民主和民主运动如何在二十世纪制造了自己的反面，甚至掉过头来反对自己？人民主权如何在人民对人民代表的完全服从中被实现或者被背叛？如果极权主义实质上是对民主的问题与困境的解释，那么对民主本身的思考就是解剖极权主义的出发点。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后期法国反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如此重视十九世纪法国自由主义传统，因为这一传统在马南看来提供了“民主社会的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它与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共同构成了一种自由主义政治科学，而正是借助这一从霍布斯和洛克到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可以形成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批判性思考，进而可以理解何以现代性和民主会滋生出强烈的极权主义激情。

五

这一自由主义政治科学既是建构现代自由社会的政治计划，也是对这一社会的描述和剖析。通过对它的研究，马南认为，现代民主的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对人类历史上直到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一系列分离或区分的组合：权力和意见的分离、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职业的分离（劳动分工）、权力的分离（三权分立）、被代表者和代表的分离（代议制）、事实和价值的分离或者科学和生活的分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等等。这些分离覆盖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些分离与一个更根本的分离密切相关：把政治权力和国家从超自然（宗教启示）和自然（古典德性）的规定中分离出来。而这一分离以另一个分离为前提：使人离开城邦和教会，进入自然状态，也就是说使人从其政治和宗教规定中分离出来，成为寻求保存的自然个体，然后通过这些平等个体达成的社会契约建立国家。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把人与政治权力从超自然与自然中抽离出来，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两者的冲突。这一冲突或者说神学—政治问题在基督教兴起以来一直困扰着西方政治。神学政治问题关涉神学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基督教兴起之后，古典政治哲学把政治秩序建立于自然德性上的努力遭到了基督教的挑战，后者认为启示真理高于自然德性，因此政治秩序必须受到启示真理及其代表者教会的引导和监督，由此造成教权与政权的持续冲突，引发了政治动荡。在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战争使得这一冲突更为剧烈。正是为了化解这一冲突，并且驯服对世俗政治秩序构成挑战的精神权力，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等发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把冲突的双方，无论是启示真理还是自然德性均排除到政治之外；也就是说，政治权力从此关乎的主要是生命和财产的保全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自由主义从这一思想革命中得出了同样是革命性的结论：至于人应该依据启示还是德性生活，这是公民的个人选择，与国家无关。简言之，国家负责个体身体的安全乃至福祉，而不照看其灵魂之善恶。

马南提醒现代人，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以个体权利和意志为基础而忽视个体灵魂与道德的国家与政治，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的激进性。马南通过分析神学政治问题与自由主义的深刻关联，深化了施特劳斯对现代性断裂的诊断。反现代者和保守主义者会立刻由此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是不道德的。但是马南反对这一匆忙的论断。他指出，自由主义约束国家不去干涉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但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创造出社会这一空间允许个体自由地去选择其信仰、道德和生活方式。然而，他又强调，当自由主义把个体分离为自然状态中寻求自我保存的个体时，事实上导致自然德性和启示真理失去了对人的约束性，甚至不再成为人之为人的规定，最终转变为人的某种选择和趣味。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任何宗教或者道德学说都无法再声称拥有绝对真理而可以建立对社会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支配，而只能满足于成为某种供人选择的价值。结果，尤其是那些曾经拥有支配权的宗教难免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并由此对现代性与自由主义心怀不满乃至敌视。

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政教分离，相当成功地消除了宗教战争和道德冲突，实现了信仰自由，并且使得个体从传统的宗教和道德约束中摆脱出来，在此世的生活中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带来了西方的兴起。现代西方历史充分展现了自由的创造和强大。自由主义政治科学的第一波霍布斯和洛克大胆的政治规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