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袍政治中的朴学传统

汉唐经学及其发展过程，孕育出朴实求证学术传统的形成。这个传统虽然因为理学的崛起走向边缘，但从未消失。随着清初内外环境的变化，重新受到学界青睐，成为清初考据学兴起的历史最为悠长的学术渊源。

赵 刚

《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

阎步克著

中华书局

2009年11月第一版

462页，43.00元

考据学的崛起，是清代学术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唯一让学术界困惑的问题是这个传统的渊源。众所周知，朴学传统兴起于十七世纪，因为方以智、顾炎武、阎若璩等学者的倡导而逐渐蔚然成风。同一时代前后，西方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在讲求实证上的执著和认真，很容易让人看作考据传统的同宗亲戚。更富有刺激性的问题是，这场革命的成果从十七世纪初期，就随西教士东来，传入中国。因此，从梁启超以来，不少学者强调西学东来和朴学传统兴起的关联。且不论西方科学传统的复杂性，就假定西教士的科学译著，确实代表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传统，它们要实实在在地影响中土学者，恐怕有一个复杂的知识传播和接受过程。没有对这个过程作细致的考察，就把考据学传统看成西学冲击的结果，其结论仍然难免只有大胆假设而无小心求证的嫌疑，更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解释。

有鉴于此，有学者另辟蹊径，追寻朴学传统的来源。在这方面以详实证据给出突破性建树的是已故的学术大家张舜徽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在名著《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博大气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见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中认为，“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举凡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和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他在七十年代结集成书的《郑学丛著》中，更认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以三礼注为代表的注经方法，已经为清代朴学家树立了典范。“（郑玄的）注书之法，缜密至此，所以启示后世涂经者为用甚大。……（乾嘉诸家）治学之法，亦郑氏导夫先路也。”（142页）。张舜徽先生的《郑学丛著》是在对三礼郑玄注逐字逐句地研读基础上写成的，他本人又是清学史研究的大家，这个结论自然不由得人不信。但是，它引发了新的疑问。通观十七世纪末叶学术界、出版界，当时最重大的事件是以宋元经注为中心的通志堂经解刊行，而“家家许（慎）郑（玄）”的局面要到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现。要让郑玄和明清之际以来的朴学序家谱，是否有解释过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如张舜徽先生解释所言，郑玄确属为朴学型学者，那么，郑所代表的学术路数，究竟是个人孤芳自赏的选择，还是汉唐经学的一种主流特点？如果属于后者，又是什么样的学术内部和外在的因缘，支撑这种朴学传统的存在和延续，到清代重放异彩？至于他强调清代考据研究的途径和条件，都是“宋代学者创辟的”的说法。这更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难道宋儒的考证方法，完全是在否定汉唐经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问题，随着阎步克先生的《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问世，有了新的更周全的诠释。

阎著的主题是周秦到明清的帝王服制演变，及其历朝就此在官方民间展开的有关争论。全书十一章，宋明部分仅一章，重心在著者精通的中古中国。全书通过详尽的分析，把周秦以来，特别是后汉到唐代围绕着舆服制度变迁更替的一系列重大争论和制度变化，就如一幅幅笔墨精细的山水画展示于读者面前。只是“画”中的内容多数在笔者有限的知识范围之外，自然也轮不到笔者说长论短。按著者的计划，他要“从服饰看权力”（5页）。不过，周秦以来六冕礼制及其相关争论，绝不仅仅是帝王将相专擅的政治论题，更是儒家经学历史的核心内容。因此，阎著完全可以当一部经学史来看待。近年来，尽管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儒学史，但是，就笔者陋见，像阎著那样，通过一个具体礼学问题在不同时代的迁延，来进行解读的研究，似乎少之又少；而能把政治和经学融会贯通，来分析一个礼制细节在千年跨度内的变化，可能是第一部，而且有可能是绝响。因为汉唐礼制之学的细碎繁复，就笔者许多年前短暂的学习体验，足以让对它的研究成为对一个学者地狱般的煎熬和惩罚。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究竟有没有人沉下心来，像阎步克先生那样，精细地计算皇帝冕服上的花纹和玉石数目，真是大可怀疑。随着阎著的问世，我们有幸从一个难得的新的视角了解汉唐经学，特别是其礼学的演变。值得指出的是，阎著不仅有工笔画般的精细，更有泼墨山水式的宏大视野，因此能够于繁复历史细节后一语揭示其脉络走向，尽情挥洒于他对郑玄学术的分析之中。通过小处入手的个案解剖和长时段综合贯通相结合，更清楚地展示出实证理性学术传统，如何通过六冕之类经学讨论，逐步积淀成型。

考证学传统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足够的文献和史料，使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学者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展开深入讨论。在这方面，六冕服制有着先天的优势。根据阎著，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问题不仅有《周礼》足资引证，还有《诗经》《礼记》《尚书》，乃至先秦诸子中多种材料可以为立论依托。任何一个想要用考证的方式证成己论，反驳对方的学者，很容易从浩瀚的史料中找到相应的依据。考据学的实证传统就在一代代学者围绕六冕服制的学术攻防战中逐步形成。其二是使其研究神圣化的意义系统。所谓六冕，也就是皇帝穿的六种礼服样式。按照阎步克的分析，从两汉到唐宋，围绕《周礼》六冕的种种争论，都是紧扣两个主题展开的，一是宗经复古，一是尊君实用。换言之，这个看似渺小的细节关乎帝制时代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合法性的大问题。对皇帝及其臣属官僚来说，搞清六冕问题，有助于君权的维护和提升。而对于儒生学者来说，六冕来源和形式正确与否，关乎圣人之道传承与否。郑玄在给儿子的信中就说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念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转引自《郑学丛著》页六。赵案：这里“玄意”一语之意，从郑氏学术看，与魏晋玄学之“玄”，意义并不相同）。有了这样的大目标、大理想，六冕讨论便如同十七世纪和清教结盟的英国自然科学一样，“有了尊严，变得高尚，成为神圣不可侵犯”（默顿），其讨论之风长盛不衰，风靡朝野，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冕服制，在古人心目中，首先是要搞清它历史上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提出，如阎步克先生所言，不仅有纯学术动机，在许多时候更有非学术的政治用心所在。但是，无论如何，它们的解决，无法求助于文学的赋诗著文，因为那不过是个人心志的抒发。它们也不需要阐发玄理，因为那只是个人的主观思考。要证明你的见解符合圣人之道，仅靠理论演绎不够，还要有具体证据说明你的观点于古有据。郑玄就是这方面典范。阎步克通过分析郑玄的六冕研究，认为其治学风格可用十二个字概括，“以经典为依据，以论理为准绳”（147页）。按照张舜徽的《郑学丛著》，它包括广罗遗本、审音定字、考辨文献真伪、校正错简、补脱订讹，清代朴学家擅长的校勘、音韵、训诂、辨伪等看家功夫，无不为郑氏运用于三礼研究，尽管不如后者成熟系统。更重要的是，随着郑玄的《三礼注》汉晋以降成为儒家礼学权威解释，这种学术传统就进入此后的官修经注。唐代官修的《三礼正义》显然继承了郑玄的考据传统，它在解释《礼记》中“凡执主器, 执轻如不克。郑注云,克, 胜也”，引用《论语》和《礼记·聘礼》（《礼记注疏》卷三《曲礼》三）的两条材料证明郑玄解释的可靠，在解释 “客车不入大门”，（《礼记注疏》卷四《曲礼》下第二）一句时连续使用《礼记》公食大夫礼和觐礼中的两条文献作为佐证。类似的考证在书中随处可见，以上两例不过是笔者随手找到的。

“以经典为依据，以论理为准绳”的学术规范，不仅为学者所遵守，也见诸皇帝臣属贯穿于他们的经学讨论中，这在阎著所举的一个事例中有明显体现。六朝梁天监七年，

周舍议：“诏旨以王者袞服，宜画凤皇，以示差降。按礼：‘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郑玄所言，皇则是画凤皇羽也。又按礼所称杂服，皆以衣定名，犹如袞冕，则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画凤之旨，事实灼然。”制：“可。”……玮等又寻大裘秋之制，唯郑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无所出，未可为据。案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缯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寻，皆无文绣。冕则无旒。诏曰：“可。”（《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这段讨论关于两件事，一是皇帝的礼服上是否画凤凰，一是大裘之制。前者要推出新见，后者要否定郑说，新说因有古经为证，“事实灼然”，故周舍要求皇帝采纳。郑说出自武断，“未可为据”，因此建议皇帝放弃。取舍标准都是一个：拿证据来。当然，在皇帝大臣心目中，现实的政治利益考量永远高于学术的严谨，为了一时一地的功利目的而牺牲学术自主性，在历代的六冕礼制讨论太常见了，阎著分析的六冕制度每一次讨论和重构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即便是初唐长孙无忌那样公开声言《周礼》“理极未安”的大胆论者，也不能完全忽略证据，还要“请遵历代故实，诸祭并用衮冕”（366页）。政治家对证据的执著也让某些人动歪心思，伪造证据乃至伪造典籍。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经学界博证广稽学风的盛行，如果那不是一个讲求证据的时代，人们也不会费心劳力地伪造材料。

也许从今日视角看，这类讨论无聊之极，但是，从两汉到隋唐，这样一场又一场围绕六冕问题的争论，除了满足帝国政要儒士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学术需要，同时强化一种无证不信的朴学传统。关于这一点，阎步克说：“具体到六冕，虽六冕非真，但不等于其形式化的推理全无价值，那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丰富了‘求真’的方法，累积了建构的技能。”（148页）有了与这场持续近千年的围绕六冕及其他礼学问题如影随形的求真方法的生产和再生产，朴学传统在中国学术世界扎下深厚的根基。

汉唐之后的宋明六个世纪是理学的盛世。理学的核心是汉唐没有的心性之学，理学家声言他们的学术来自圣人没有公开传诸后世的不传之学。他们和古代圣贤没有有案可据、有谱可查的“亲属血缘”关系。按理学家说法，相对于建立于客观证据的学术谱系而言，他们与古圣以心传心的主观默契才是尊经崇圣的不二法门。在这种背景下，强调考证的礼学从尊经崇圣的唯一法门变成无关大道，甚至是妨碍明道的琐碎考据。朱熹就明确把读书明理和考据分离开来，认为后者是学术的“末流”（详参《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孙季和》；卷五九，《答吴斗南》）。和他们比起来，前面提到的长孙无忌倒像是遵守学术规范的规矩之士。六冕制度和汉唐时代盛行的其他礼学问题，一旦失去尊圣明道的意义，也就失去了受人尊重的价值和理由，从学术主流变成不受重视的支脉。不过，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理学无论如何强调理气心性内在体悟的中心地位，最终仍然无法完全回避以复古为取向的秩序维护和安顿。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又不得不承认礼学的实用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也对礼学中的考证传统保持一丝敬意。这方面的典型还是朱熹。在明道的层面，朱子并不看重礼学考证。但是在治世层面，又把郑玄代表的考证传统看成学术的典范。因此，在他的经学体系中，郑注三礼和唐人的三礼注疏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仍存一席之地。他本人不仅有主导元明以后帝国意识形态的《四书集注》，还有许多方面效法郑玄考据传统的《仪礼经传通解》。类似的礼学著作在宋元明时代代不绝人，它虽然不是时代显学，但却是一股生生不息的潜流。一旦遇到明清之际适当的因缘际会，就会焕发青春，重显活力，成为清儒从理学回到汉唐经学，构建清代考据学传统的踏脚石。当然，正是因为它降为支流，也就没有人认真梳理这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学术传统，到明清之际，当学者再次转向朴学精神时，他们首先奉为典范的是宋元经学中的实证传统。有关细节，请参见王汎森先生在《清初讲经会》的精彩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简言之，汉唐经学及其发展过程不仅形成一批重要的经典诠释，更孕育出朴实求证学术传统的形成。这个传统虽然因为理学的崛起走向边缘，但是，从未在宋明儒学文化地图上消失。相反，它又成为朱熹等为重镇的宋明礼学考据传统发展的基础，并因之绵绵不绝。随着清初内外环境的变化，重新受到学界青睐，成为清初考据学兴起的历史最为悠长的学术渊源。要了解这重要资源的来龙去脉，必先搞清汉唐经学重心所在礼学之治学方法论，就须了解宋儒之前的朴学传统以及在宋元时代的延续。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因为阎步克先生对汉唐周礼六冕之论精湛考证，而有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阎著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有关服饰与权力关系考察的力作，也是经学史和学术史研究不能绕过的重要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