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传统是政治传统的延伸

　　从左至右，依次为：恺蒂、伊恩·布鲁玛、托比·利希蒂希、诺曼·莱布雷希特以及翻译金雯。早报记者徐晓林 图

半英半荷、现居纽约的文化评论家布鲁玛，半英半法的毒舌评论人莱布雷希特，德裔英国小伙利希蒂希，他们一个为《纽约书评》撰稿三十年，一个是报纸、电台、新媒体全面发展的评论家、小说家，一个是承载了英国百年人文传统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的资深编辑，加上才华横溢的旅英作家恺蒂，四人对英美报刊的书评传统进行了全方位的犀利解读。

恺蒂 伊恩·布鲁玛

诺曼·莱布雷希特

托比·利希蒂希

《纽约书评》如果想找比较刻毒的书评的话，就找英国的书评家去写

恺蒂：在西方有三大书评报纸：《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我想听你们谈谈这三张书评报纸有什么区别？

托比·利希蒂希：英国的TLS是一份记录性的杂志刊物，它会记录当前的一些变化，《纽约书评》是一本比较专业的杂志，它上面有一些篇幅比较长、内容比较深入的对书籍的评论。

伊恩·布鲁玛：英国的书评往往辛辣一点，英国的文化圈子比较紧密，各人的关系比较复杂、纠结，大家对彼此之间的花边新闻、个人生活、回忆录、自传这些题材比较感兴趣，这也是英国书评传统特别迷人的地方。美国的文化圈子比较大一点，对事不对人。可能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有气质。

恺蒂：TLS和《伦敦书评》都在一个城市里，它们是不是有竞争的关系？

诺曼·莱布雷希特：和商业竞争比，文学竞争会更厉害。我和布鲁玛基本上是案板上的肉，偶尔也扮演一下屠夫的角色。当然事情也不是那么的简单，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篇书评是TLS上刊登的，评的是我1991年出的书《大师神话》，这是我得到的最恶意的评论。当时我和家人去接十一岁的女儿，全家人都很惬意，随手买了一份TLS，上面就有那篇文章，我很高兴地开始读，想不到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我读过的最讨厌的一本书。”那天是我女儿小学毕业典礼，大家都兴致勃勃的，没想到看到这样一篇文章，真是当头一棒。写书评的人是一个德国研究专家，这位德国专家一定读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竟然还说我这本书是最糟糕的。后来出版商把这段话放在平装本封底，这本书就卖了二十五万册，到现在还畅销不止，可能和这篇评论也有关系。

恺蒂：布鲁玛你现在在美国，是不是比较想念在英国这样勾心斗角的时候？

伊恩·布鲁玛：现在因为有网络，所以大家互相之间的交流也非常多。英国有一个“毒舌奖”，专门颁给言之有理但攻击性最强的评论，已经有两三年了。《纽约书评》如果想找比较刻毒的书评的话，就找英国的书评人去写。英国的书评传统也是政治传统的一种延伸，英国的议员可以互相谩骂攻击，但是还能保持一定的友谊，而这样的交往传统也在书评界保留了下来。英国不像东亚，没有面子问题，可以对骂，但过后还可以一起喝茶吃饭。在东亚的话，大家可能就看得比较严重了，但在英国不是这样。

诺曼·莱布雷希特：你宁可收到一篇说你不好的但是写得很好的评论，也不愿意收到一篇讲你好的，但是写得中不溜秋、很温和的评论。

伊恩·布鲁玛：我很不满的是，尤其在学术界，有一些语焉不详、说得含含糊糊的书评。

托比·利希蒂希：对，批评发展到现在两百年了，经常会发生这样让人看得云里雾里，像温吞水一样的书评，这是最不好的。

诺曼·莱布雷希特：十二年前我在伦敦接管了一份报刊，我当即就解雇了九个批评家，但后来又雇用了十二位批评家，我就得了一个“伦敦屠夫”的绰号。不管我以后多雇多少人，名声也没挽回来。

在英国，即使有人问你，你想不想要一杯茶，都可能被阐释为一个非常政治的问题

恺蒂：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政治，英国的政治。英国的报纸都很有政治倾向的，比如《卫报》就是比较左翼的，《每日电讯报》是比较右翼的。英国报纸的政治倾向会不会对书评有所影响？TLS会不会有一个政治倾向在里面？

托比·利希蒂希：TLS尽量争取没有政治倾向，但所有的书评肯定还是有一些政治倾向的。TLS属于《泰晤士报》，而《泰晤士报》又属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新闻集团属于比较右翼，但是TLS本身基本上做到中立，我们左中右的文章都会发表。

伊恩·布鲁玛：英国的报纸可能有一个政治倾向，但不会反映在文化和文学的评论之中。而对杂志来说，这两者的关系可能就更紧密一些。美国的《纽约书评》是比较左翼的，所以它就不会刊登一些比较保守的右翼的评论，《国家》（Nation）杂志也是比较左翼的。《纽约时报》像一个中国的老夫子一样，不愿去得罪任何人，很无聊。

诺曼·莱布雷希特：可能就像毛泽东说的，一切事物都是政治化的，这句话对英国的评论界可能是再正确不过了。即使有人问你，你想不想要一杯茶，都可能被阐释为非常政治的问题——是不是茶不好？是不是烫了？为什么不能喝牛奶，一定要喝茶？英国报界的政治性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归属权属于谁，像默多克这样的新闻集团，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一定会在各种情况下影响或企图影响报纸在文化和文学评论上的一个方向，但是记者和评论家往往是一群持异议者，他们是要和上述力量作斗争作反抗的一群人。从今天三位嘉宾穿的袜子的颜色就能看出来，我们都穿着红袜子，不同深度的红颜色，这就能代表我们不同的政治倾向了。像默多克，他的政治倾向越明显，他个人的名声越大，他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正因为默多克比较右，所以像TLS反而左翼的文章比较多。

编辑也要保持平衡。一般不会让一个特别喜欢或特别不喜欢这本书的人去评论，应该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对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很有意见，一个负责的编辑就不会让我来评韦伯的音乐剧。有的编辑可能会为了卖杂志，约一些有轰动效应的文章，故意让作者的对头来写书评，《纽约书评》就经常做这样的事情。

恺蒂：那书商把这些恶评放在书后面，书是不是会卖得很好？就像你的书卖了二十五万本？

伊恩·布鲁玛：这个作者如果幸运的话，书会卖得好。但是，那份登这篇书评的杂志，肯定会卖得好。

托比·利希蒂希：我还是遵循一条原则：如果我知道这个批评家肯定会说什么，我就不会去找这个批评家，总是要留下一点悬念，给人激动的感觉。但是也不能找一个自己完全没有把握的人，所以就要在这两者之间找一点平衡。比如名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出了一本书，我不会让一位年轻的评论者来评，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很可能要为挑战名人的权威而把后者说得很不堪。还有如果以前有恶评过马丁书的作者，我也不会找。当然这里有相当大的诱惑，我还是会踌躇一下。

英国有一个作家叫威尔·塞尔夫（Will Self），这个作家写的东西比较古怪，现代感很强，他去年有一本新小说《雨伞》（Umbrella)出版，我们在考虑要请谁来写书评，当时有一个念头，就是请他自己评论自己的小说，最后当然没有请他自己。

把别人批倒的文章容易，写那些解释为什么这本书好，带领别人理解这本书的文章更难写

恺蒂：这就接着下一个问题了，到底谁来写书评，你作为一个编辑，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书评人来写？昨天我们开会也讲了，一种是学院式的，请学者来写书评，还有一种是专业的评论家，还有小说家，因为写小说周期比较长，所以小说家也会写一些书评来挣点快钱。

托比·利希蒂希：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经常会有交叉，评论人和作者的身份常常互换，作家变成评论人，评论人变成作家。作为编辑，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作品和评论人之间的契合。有的作品非常专业化，就是一本非常小众的书，这种情况就很简单了，往往能找到明确的评论者。对那些每星期都写，每两周都写的专业的评论家，我还是有顾虑的，这样的评论家往往水平不高，写得多了呢，往往没有什么新鲜感，越来越粗糙。所以TLS有一千多个人来写评论，一般来说每人每年平均只写两三篇，比较能保证质量。

恺蒂：老莱，你写很多评论，会不会有编辑向你约稿，让你来写某本书的评论？

诺曼·莱布雷希特：我写评论，一般都是我自己有感觉的书。我会对编辑说，我愿意写这个评论。我的评论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我也同意，评论人不能让他们太经常评论，这对杂志来说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一个月出一期的话，可以经常更换评论人，报纸每天出一期，所以它必须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团队。《纽约时报》就有专门的影评人、视觉艺术评论人、建筑评论人，每个领域都有专门的评论人。怎样来保证这些评论人时常有一种挑战感呢？我们写评论的话，主要是挑战读者，让他们能够感受新的作品，同样的，评论人也需要时常有这样的挑战，让他们不断发挥出这样的潜能。所以我编报纸时在每个领域之内会雇用两名或两名以上的评论人，而且这些评论人之间会有一种紧张关系，他们的意见往往是相左的，他们对文化的体会往往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雇用不同品味不同立场的评论家，就能使他们互相之间摩擦出很多火花。比如，在当代艺术领域，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评论家，一个口味比较传统，他喜欢那些比较大众的艺术品，另外一个比较小众，就喜欢比较激进、前卫的现代艺术，这两位评论家结合起来呢，就能使得我们报纸的观点时常更新，而且内部充满活力。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装置艺术曾用过鲨鱼尸体，我就派两个评论家去停尸房里待了一夜，写出来的评论非常有意思。

伊恩·布鲁玛：就我来说，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