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徐贲：用沉默代替对骂也是公共说理的一种进步

避免“乌贼鱼的墨汁”

东方早报：一说到在公共空间里的说理，就与专业知识联系到了一起，好像只有当一个人具有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才有资格进入公共领域的讨论，但你更强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说理权利和责任。在你看来，构建一个健全的说理文化，知识、常识与德性（道德）哪个更重要呢？普通人能够成为说理文化的有意义的建设者吗？

徐贲：我很强调普通公民的说理权利和责任，但我认为，知识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知道公共说理会涉及的主要是怎样的知识。公共说理不同于专业讨论，涉及的是普通知识。这一点一定要明确。18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就已经指出，在普通知识、常识、常理和日常语言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许多语言学家也都这么认为。所以，公共说理的普通知识要尽量用日常语言，而不是用玄奥或专门的语言来表述。奥威尔把故弄玄虚的专门语言称为“乌贼鱼的墨汁”，有人说，大饥荒中人不是饿死的，是“营养性死亡”，这就是乌贼鱼的墨汁。

所谓“常识”或“普通知识”，都是大概的说法，因为知识的“普通”或“平常”是因不同的人群相对而言的。整体国民文化、公民素质越高，普通知识也就越丰富，程度也就越高。但不管在哪个社会里，公共说理都是普通人就普通话题说理，运用的是介于直觉常识与专门知识之间的普通知识。民众参与公民社会中的对话、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普通大学生就社会、教育、政治话题写论理作文或参加辩论，专家在普通报刊上讨论公共事务，运用的都是这种性质的普通知识，而不是非常专门的专家知识。

专家具有专门领域中的特殊知识，对各自领域的知识话题发表的意见是有权威的。但是，在公共讨论和对话中，专家也是普通人，因为他在专业之外的其他知识也是有限的，例如，生化学家不一定是政治家或教育家，他对政治或教育话题的意见未必有权威性，但他照样可以就这些话题发表公共言论，进行公共说理。他所运用的便是普通知识意义上的常识，也就是一种有独立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思维正常的平常人都能明白的知识。

专业人士并不总是可靠知识的来源，在公共说理中，他们对自己专业范围内的意见也并不都是正确的。普通人对专家们的意见需要有所检验，不能他们怎么说就跟着怎么相信。要做到这个，就少不了哲学家罗蒂所说的“文化扫盲”和“批判能力扫盲”。例如，环球网题为《吴庆宝：李某某案的受害人利用了法律》的报道说，“北京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认为，李天一案中，法律被人利用，那个女孩本可以随时走掉，但是她最终还是跟这几个人在一起……她没有遵守职业道德，但她利用了法律的漏洞。”这个听起来振振有词的专业分析其实是经不起常识检验的。吴庆宝说，“那个女孩本可以随时走掉”，但是，普通人凭常识就可以问，她还没有走掉的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后来会被轮奸吗？

常识和普通知识是检验说理及其理由的有力工具，因为那些是普通人都有的，都能弄明白的知识。当某些用精致复杂话语包装起来的“专业知识”严重违背普通人常识或普通知识的时候，它就会显得荒唐可笑。例如，小贩邓正加被城管用秤砣砸在头颅上致死，法医说是“外力作用”导致死者“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砸人头，死了人，不能怪人家头颅生得不好，这是常识。常识衬托出法医的愚蠢，并不只在于常识的正确，而在于专家用专业知识挑战常识，到了荒诞可笑的地步，这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都是有缺陷的。

中美说理文化的差距

东方早报：你青年时代都在中国，后来到了美国长期学习、工作和生活，在你看来，中美两国人民的公共生活中说理文化存在的主要差距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些差距？

徐贲：主要差距在于文明交谈的教养和规范，这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关系上。这也是对话和交谈最基本的价值观，在社交交谈和公共说理是一致的，当然表现形式会有不同。例如，社交谈话时要尊重别人，不要老谈自己，也不要独揽话局或打断别人。又例如，有教养的谈话态度温和、平心静气、自然而不要做作，安详而不夸张，不耍小聪明。还例如，不要油滑、贫嘴、说粗话，不要背后造谣说人坏话，要避免赌咒发誓，要避免俚语俗语和市井粗人的语言和说法。再例如，要视在场者选择合适的话题，以平常话题为好，不要用特别的话题（打高尔夫、骑马、国外旅行）来显摆自己的身份，让别人嫉妒或难堪。要避免容易引起争执的话题（政治、宗教）或可能有忌讳的话题（男女关系、八卦议论），不要提别人敏感或有伤痛的事情，也不要对别人不愿回答的问题刨根问底。

公共说理的规范同样也是以尊重和平等对待他人为基本原则，社交交谈中一些有教养的行为对于公共说理的交谈模式同样也是适用的，例如，要别人听你说，你就先听别人说；说理要态度温和诚恳、平心静气、不要粗鲁油滑（幽默是另外一回事）、不要炫耀自己的背景或地位等等。但是，由于公共对话是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背景的公众之间的交流，它不可避免会有令人不适的内容。但是，即便立场、观点不同，或严重对立，说理也不应该夹杂私人恩怨。理性的对话要彼此尊重人格、不能造谣、诽谤、攻击、骚扰、辱骂、羞辱。否则就是“无教养”(incivility)。

在说话教养和规范上，中国有待学习的地方还真不少。在说理中，有教养地认真反驳对方，也是一种表达尊重对手的方式。只有好好说理的人，才配得上这样的尊重。伯克在《交谈的艺术》里有专门一章谈“沉默的社会史”，其中说道，对不文明、无教养的言行最好的回应，不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不是以骂还骂，而是根本不予理睬。能不能用沉默代替对骂，这恐怕也是中美两国说理文化的一个差距。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处处流露出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反思，比如你认为“许多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或公共话语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觉这种形同泼皮的厚皮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有思想的说理逻辑。”这代人现在是主宰中国政经和文化资源的各界精英，他们的行为和话语方式对年轻人也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点来说，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说理文化”的未来其实是挺让人悲观的？

徐贲：公共说理的现状不好，但可以通过启蒙和教育来加以改变或改善。各路文化精英中的一些人，都不妨接受一下公共说理的启蒙教育。

东方早报：你说“说理的‘理’就是由自由的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别人的灌输去获得的。这个特征成为今天公共说理的话语伦理核心”，当代中国的媒体在培养这种话语伦理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徐贲：我想，你们关注公共说理问题，关心《明亮的对话》这本书，为此采访我，让我有机会谈谈我对公共说理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