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对北岛的一个回应：隐藏或保密了什么

2012年09月05日 09:3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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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从坚果里我们剥出时间并教它如何行走”（“fromthenutsweshelltimeandweteachittowalk”）的变动也很能说明问题。为了显得不完全套用了别人的译本，或为了使策兰在汉语中变得“正常”一些，总之，北岛把它变成了“我们从坚果剥出时间并教它走路”。然而这样的变动并没有使其译文“顺”多少，却破坏了原诗中事物之间的关系。在原诗中首先呈现的是“坚果”这个意象，诗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这里（以及下面的“壳”上），而北岛却用一个“我们”挡住了这一切！

“只要大声读一遍，就知道王芮译本的问题所在了，还是缺乏语感与节奏感，这甚至比错译还致命”，北岛如是说。也许，王芮的译本缺乏北岛的语感和节奏感，但或许并不缺乏译者自己的语感与节奏感。写到这里我倒想问，北岛自己的语感是否就是一种所有人都应遵从的“标准语感”呢？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多少年来的极权主义已渗透到人们的呼吸中了。或者说，极权主义的幽灵，在这里已化为一种武断的美学上的排他性。

让我们就来看看北岛的“语感”：《花冠》的最后五句中，除了最后一句应译为“是时候了”，别的句末都不应带一个“了”，但北岛竟一口气加上了三个“了”字，这样，在他的译文中五句诗中有四句的句末都带上了一个“了”！我要问：这还是策兰的诗策兰的语感吗？这快成了喊口号了。我想这不仅是一个“过度阐释”的问题，也不仅削弱了原诗内敛的力量，这样做，可以说改变了策兰诗的性质，这“比错译更致命”。

这使我想到北岛在他的文章中一再重复“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这件事，这样来写文章自然会很有效果，但我想如果策兰还活着，听到有人一再重复他这句诗，他会极其难为情的。因为这绝不是一位“煽情”的诗人，相反，他一生都在逃避和抵制这种东西。他在后来甚至拒绝一些选家将他的《死亡赋格》收入各类诗选。他没有以对苦难的渲染来吸引人们的同情，也没有把犹太人的受难作为某种道德优势，而是以对语言内核的抵达，以对个人内在声音的深入挖掘，开始了更艰巨的天路历程。我们能否更深入地看到这一点呢？

对于《花冠》这首诗，北岛给它加上了“伟大”“优秀”之类的评语，然后在最后这样说“由我推荐并选入2000年柏林国际文学节的纪念集中”。看来策兰有福了！

由此我还联想到北岛那篇谈里尔克的文章（见《收获》2004年第3期），在该文中他居然说里尔克的诗“多是平庸之作”，他的代表性作品《杜伊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都被“捧得太高了”，只有他的一首短诗《秋日》等，使他自己犹豫再三，“把他放入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之列”。北岛的口气和诚实都让人不能不佩服，对里尔克的诗也不是不能去“碰”，然而问题在于：北岛自己一句德文都不懂，也很难说真正进入了里尔克的世界，他凭什么这样说呢？

也许，正是这种态度造成了翻译中的那种自以为是和轻率。像“血色月光中的海”之类（见《卡罗那》），可以说已脱离了原诗，开始自造意象了！策兰的那些高度独创而又精确的诗可以这样对待吗？对一个在写作中倾尽心力，对每一个字词都高度苛求，宁肯牺牲“可读性”也不愿去做任何迎合的策兰来说，他需要别人来给他做这样的“润色”吗？

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主要区别之一：对于策兰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我永远要求自己的是去读，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读，哪怕他们的诗我并不是全部理解或喜欢，哪怕随着我们阅历的扩展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某种局限性。早在1991年冬，在我译出策兰二十多首短诗后，我曾在译后记中这样写到：“我深感自己笔力不达，但是，当我全身心进入并蒙受诗人所创造的黑暗时，我渐渐感到了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这仍是我在今天的态度。当我面对这些不死的诗魂，依然从内心里涌起一阵阵颤栗时，我真想这样说：

人们，不要用自己放大的影子挡住了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

三

《死亡赋格》和《花冠》都是名诗，也容易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但对我来说，给我以更内在的撼动的，是策兰的另一些诗，如《我仍可以看你》、《在下面》、《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等等。《保罗·策兰诗文选》出版后，我在《绝望下的希望》（载《书城》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着重谈到这一点。可以说，正是这些被“代表作”遮蔽了的诗作，对我本人产生了更深刻的激励。也正是策兰的这种不为更多的人所知的艺术努力，在我面前呈现出一位自始至终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的确，策兰是有勇气的，他没有屈从历史的暴力，也没有去迎合战后德语文学界对社会问题的压倒一切的关注，或那种以“大多数的名义”强加给一个诗人的要求。他知道“天意”何在：他回到更深的词语的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