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对北岛的一个回应：隐藏或保密了什么

2012年09月05日 09:3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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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语感”的确很不一样。当然，总有理由对别人进行指责的是北岛，对我们这个译本他这样指责说：“稍懂英文的人都知道，dependson在这儿是‘取决于’，不能译成‘靠’”。对此我们当然略知一二，但我们还是译成了“靠”而不是“取决于”，为什么？因为诗中的“靠”多少就带有他所说的这种意思，更重要的是，它“直接”——直接就和诗的血肉发生了关系，而“取决于”（更不用说“往往取决于”）却是一种逻辑分析式的语言，用来写论文或说明文可以，但用在诗中就别扭，就会产生如王国维所说的“隔”。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也没有把“withavariablekey”译成“以一把可变的钥匙”，而是译为“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因为这样更具有一种启程感，因为这首诗里发生的一切都意味着一场艰巨的行旅。

对于这首诗，北岛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这样的解说如果发生在十多年前，也许会对人们产生某种启蒙作用，但这是2004年。实际上，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词的关注”已成为“朦胧诗”后许多诗人诗学探索的一个核心。正是在这种更深刻的历程中，策兰从黑暗中找到了我们。策兰的出现，使人们对词的关注和进入，具有了更深刻的本体论的意义。的确，对我来说，策兰所体现的那种罕见的对苦难内心和语言内核的抵达，是任何文本理论或语言哲学都不能比拟的。在词语的黑暗中，从策兰那里所传来的一声模糊而又痛苦的“永不”，所陡然显现的诗的深度，经常使我这个“诗人”痛苦而羞愧。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我的策兰”。人世间的策兰早已于30多年前跳入了塞纳河，而这个汉语中的策兰，却会和我们相依为命，并永远地守在一起。

四

这样来谈论翻译，其实我是无意于成为一个“翻译家”的。我也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资格。十多年前开始读策兰，只是出于内在的需要。我只是意识到，读其诗最好是把它亲自译出来，这样才能切身进入到策兰的语言的血肉之中。于是我从英译本中转译了二、三十首，并请社科院外文所一位研究里尔克的专家看，他看后这样带话来：“我没想到策兰居然可以翻译成中文，而且译得是这样好”！但我仍没有任何公开发表它们的念头（除了被朋友们发在当时的民间诗刊《九十年代》上），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巨大的难度，在多年后的译者序言中我也这样写到：“我意识到策兰的诗需要我用一生来研读。它要求的是忠诚和耐性，是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的爱’。它要求我不断回到策兰所特有的那种不可转译的词语的黑暗中，直到有一天它被照亮，或被我们更深刻地领悟”。

《保罗·策兰诗文选》在与德国方面联系好版权事宜后，于2002年7月出版，收有100余首诗和策兰的散文、获奖辞、诗论等。这是策兰第一部译成中文的作品集。从各方面情况看，它出版后受到了欢迎。但我知道这部译作并不理想，我曾对一个随身带着它读的朋友讲“那里面只有三分之一（译作）我比较满意”。它只是一部抛砖引玉之作，也肯定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有可能，我们以后真想出一本修订本。因此对于商榷和批评，我们会欢迎的，尤其是那些有见地和中肯的批评。我所尊重的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顾彬教授多次对我说策兰的许多诗他读不懂（纵然他自己的诗也很复杂难懂），这种德国学者的“绝对的诚实”令我感动，也让我知道了在我们这里最缺乏的是什么。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件事：就在我写出此文的初稿后，我收到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叫宁子的朋友的来信。她的来信，使我看到了策兰诗背后那么深远的犹太民族的宗教历史文化背景和神秘的精神基因。她在信中谈到很多。她提到《旧约》中这样的记载：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被迫在河边唱起锡安之歌给征服者作乐，他们把琴挂在柳树上，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因此她说她在读《死亡赋格》的时候，“巴比伦之辱”就在起一种“同声作用”，“甚至那把挂在柳树上的琴也返回了德国的上空……”

的确，那把“琴”神秘地返回了德国的天空——正是这样的朋友使我第一次获得了这样的视野！还有一位国内的艺术家朋友同我谈起了战后西德最重要的艺术家基弗：“你没有注意到策兰对他的影响吗？他的许多画就是根据策兰的诗画的，如‘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你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如‘罂粟与记忆’，他甚至直接把干枯的罂粟沾在他的画布上……”听到这里我如梦初醒！基弗是最为我注意的艺术家之一，每次在德国的艺术馆里看到他的画或装置作品时我都要久久停留，他作品中那种深邃的幻灭感和哀悼感每次看每次都给我以震动，但我怎么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与策兰的联系呢？

可惜的是，像北岛这样一位我所尊重的诗人却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这样的教益，相反，他的做法和许多指责都已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在人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他出来“总结”了。总结一下也无妨，但其目的应是把人们导向对诗歌和诗人、对那些备受伤害和曲解的精神事物的更深入的理解，而不是别的。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由此，我也愈加警觉到一种文化反思和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别看自文革后期以来人们纷纷以异端和拒绝权力的姿态出现，但其实他们至今仍是在“话语——权力”这个怪圈中生活、行事和写作，正象有人所说“他们即使在梦里也从未走出那个寓言”。我这样说，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我们能否真正摆脱这么些年来的革命文化和权力斗争对我们的影响？或者说，我们能否走出这个宿命般的死结？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还因为其它一些深刻的原因。在北岛这篇谈策兰的文章中，他这样声称：“‘主’的在场与缺席，也许这是里尔克和策兰的重要区别。同为德语诗人，里尔克虽一生四海为家，却来自‘正统’，纠缠也罢抗争也罢，基督教情结一直伴随着他；而策兰则来自边缘，种族、地理、历史和语言上的边缘，加上毁灭性的内心创伤，使他远离‘主’放弃‘主’”。

这使我不能不惊异。我不知北岛读了几首策兰的诗就开始下这样的结论，因为这并不符合他创作的实际，至少不符合他创作的全部实际。在这里我不想历数策兰的诗来反驳这种断言，因为读者自会读到。我只是很难设想一个像策兰这样终身苦难的诗人如果离开了他的文化历史和信仰背景，离开了他与他的“主”（当然是个人意义上的）在黑暗中的终生的对话，他的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