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对北岛的一个回应:隐藏或保密了什么
不错,在里尔克的诗中更多一些确认和赞美,而在策兰那里充满了对立、断裂和悖论(如宁子在信中所说,“充满了在与不在、是与不是的互动张力”),但问题是我们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做这样的比较。正如“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吗”这样的问题背后乃是“在奥斯维辛之后上帝是可能的吗”这样一个更深刻、更让人不安的问题一样,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就很难说可以面对像策兰这样的诗人,同样,也很难说可以洞察并面对我们自身的许多问题。我们就最好保持沉默。
至于北岛在谈论里尔克时说“他没有脱离基督教的话语体系,这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在写作中的突破”,我就更不懂了。因为在我看来,里尔克所在其中的那个话语体系并没有“束缚”他,相反,它恰恰为像他这样的西方诗人探索人生问题和灵魂问题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会对他所属的文化只做出简单的、不加批判、追问和反思的认同,里尔克也是如此。只要深入他的创作世界就会感到:他的确认和赞美都不是廉价的,他的“首肯的天使”也决不是轻易到达的。说《杜伊诺哀歌》“由于包罗万象而显得空洞浮华”,这与其说体现了一种批判精神,不如说是对精神的尊严的贬低。耐人寻味的还有“突破”一词,向哪里突破呢,“纯诗”或更“先进”的世界观?我是真不懂了。
正是在这些更根本的问题上,我意识到一些深刻的分歧和不同。这里我无意于为任何“话语体系”辩护。我不属于这些体系。我只是很深切地感到在我们这里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也不可能脱离诗歌和诗人本身来言说精神、思想、信仰和灵魂。我只是再一次地感到:如果不把人生这些更内在的问题包括进来,我们就无法面对像策兰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就不可能从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追问文学的奥义,我们就无法进入到它的内部工作。同样,如果到今天仍持那一套“纯诗”的观念,并且对我们自身的贫乏了无觉悟,我们也无法从根本上给汉语诗歌带来一种“突破”。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寄期望于北岛和其他一些中国诗人能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对这个时代的人们讲话,能在诗的语言之间有一种更为纵深的撼动力,甚或能成为如鲁迅所说的那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但现在看来,我们还能抱这样的期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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