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简单的黑和白会把人引向弱智状态

2001年，韩少功重回当年湖南省汩罗县天井公社的知青点，这里距他现在居住的八景乡二十多公里。 （韩少功 供图/图）

插队和乡居联系起来了

南方周末：你现在住的乡村和你当年插队的地方是很近吗？

韩少功：对，是在同一个县，但是不同的乡镇而已。汨罗县，现在叫汨罗市，一个县级市，因汨罗江得名。这条江的上游是杜甫的死亡地，下游有屈原投江之处，一条江牵连两个大诗人。台湾的余光中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就是对此深为感叹。当年我下乡插队在这个县的一个茶场，在《日夜书》里托名为“白马湖”。

南方周末：你插队时候的农村和今天的农村你觉得它有什么变化？

韩少功：变化当然很大了，特别是在物质层面，生产工具、生活水准、交通条件等都不可同日而语，建筑、服装、饮食等各方面的变化也很明显。以前的山村里很闭塞，现在我可以宽带上网，同城市里的感觉一个样。但变中也有不变，不可一概而论。比如说办红喜事变化很大，很多礼仪和游戏是从城里学习去的，但是办白喜事即办丧事，传统的形式就相对多得多，做道场、唱傩戏、唱夜歌等等，基本上还是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那些。乡村当然不是世外桃源，但受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总是要比城市慢一拍。城市与乡村都处于文化杂交状态，因生态、生产、生活等条件不一样，这种杂交和那种杂交还是结果有所区别。

南方周末：你后来为什么又要跑到那样一个地方去住？

韩少功：最开始只是想逃避城市里的很多应酬和会议，到那里以后，发现自己可以更多地接触自然，参与劳动，与文学圈以外的群体打交道，也是一种很爽的活法。都市生活从好的方面来说，人多，机会多，财富多，信息多，如果是一个商人的话，你不在都市里打拼，那你可能是找死，因为你的主要购买力就在这里，主要的机会空间在这里。但都市生活也有很不人性化的地方，比如把人和自然分割得太远，生活节奏过于紧张，生活成本太高，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人们一放假，到了什么黄金周，就发了疯似的开着车要死要活地跑到深山老林山南海北去？人就缺了这个，就是很想念这个。相比之下，我在乡下能每天与植物打打交道，与动物打打交道，跟山川日月打打交道，其实是有点奢侈的。

南方周末：你第二次住在农村和当年插队，你和农民的关系有何不同？

韩少功：我现在下乡，不参与他们的资源分配，与他们没利益冲突，何况还能力所能及地帮帮忙，因此与他们的关系很好。当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有利有弊。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了解的深度就相当有限。相反，有时候吵架了，打架了，就可能看到更多生活与人性的真实。1997年我在海南琼海市挂职，最喜欢随同信访办的人下去调解纠纷。闹纠纷的时候，当事人谁都不客气了，真话全说出来了，与平常客客气气说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客气和友好有时候也形成一种掩盖。

南方周末：通过两次在农村生活，你觉得这两个阶段能联系起来？

韩少功：这中间有断有续，也有一个互相的激发，比如说以前我在当知青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情也许已经淡忘了，但是突然新的某种机缘，又把你已经沉睡的记忆苏醒、激发出来了，或者以前理解的不那么深的东西，突然在一种新的东西参照下，会理解得更深一些，把以前的记忆救活了。这也是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我只看到现在的农村，没有当年的那种农村的比照，我对现在农村的了解也许会比较肤浅，而你有几十年前那种尺度，两相比较之下，发现它这个东西过程是怎么来的，也许你会对农村了解更多一些。

乡村内在的生命力在哪里

南方周末：你当年插队的时候感觉到农村的那种困难和今天农村的问题，分别是什么？

韩少功：当年主要的问题好像是一种物质上的贫困，这种压迫是特别强烈和尖锐，但就精神层面而言，还有一个传统的惯性在推动，在支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一类判断比较容易取得共识。虽然有一些政治泡沫，但在泡沫之下，在基本价值观方面，大家好像都还是很明确的。父亲对儿女说的话，母亲对儿女说的话，都是恒定的，明确的，价值观不含糊的，比如大家都看不起好吃懒做，也都注重节俭，如此等等。眼下的乡村在物质层面上大大改善，像我住的那一片山区，80%的农户都盖上了新房，很多家居设施与都市居民没什么两样，电视机、洗衣机、热水器、空调器、抽水马桶等都有了。但现在农村更多纠结的问题出现在精神上，比如说一种真空状态，一种混乱状态。“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这一类现象在以前不可思议。以前爱劳动的孩子就是好孩子，但现在这方面是有争议的，有时候爱劳动在很多人看来是傻和无能，似乎真有本事的人是不用劳动的。为什么这些年宗教在乡村很活跃？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来填补空白的。

南方周末：是不是和其他地方差不多，也是年轻人都出去了？

韩少功：在我居住的那里，大约三分之二的中青年都出去打工，这也造成了乡村文化建设缺乏人力资源，很多传统文化活动后继乏人，很难形成凝聚力。文化的断层和空洞现象很严重。在另一方面，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一是务工，二是政府补贴，都是外输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还面临极大的障碍。这就掩盖了一个问题：乡村内在的生命力在哪里？有些专家说“城镇化”，说要把一大半农民变成市民，但据我观察，除了少数老板和工头有这个可能，大部分农民务工都是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其收入完全无法支撑高成本的城镇生活，别说买不起城里的房子，买了房子也过不下去，因此最终他们还是要回流乡下。凭借他们的技能素质和抗风险能力，他们还是觉得乡下一块土地最可靠。企图复制欧美国家城镇化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说，在很多地方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学舌而已。

南方周末：现在农村变成一个残缺不全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了。

韩少功：是这样，这是工业化的一大代价由农民来承受。大陆的情况不同于台湾。台湾就那么大，就算在南边打工，晚上也不难回北边的家，因此他们的家庭、家族、社区相对来说要完整和稳定得多，每个村子里都是烟火很旺的。但大陆纵横几千里，打工者充其量可以春节回家团一下圆，平日里就是“空村”、“空巢”现象，不仅对留守儿童，对外出的和留守的其他人都留下了心理伤痕，也增加了生活的成本和困难。社会学家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一问题，对新农村建设有更深入的思考。如果不能培育出农村内在的生命力，那么就像一个乡干部对我说过的：农村么，一是兵源提供地，二是农民的养老基地，此外再无任何意义。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新农村”，对不对？

南方周末：你觉得知青生活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对你这一生来说？

韩少功：虽然我当年在农村觉得度日如年，活得垂头丧气，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农村经验其实让我受益无穷。最重要的，是让我对社会有一个更立体化的了解。否则我从校门走向机关门，只有一种中上层视野，只同知识分子、官员、商人混，是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态。比如你了解老百姓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是最大的国情，他们的生存情况和思维情况等，构成了一个不可忽略的参照，可以比照出理论或政策的得失。你还可以从老百姓那里发现丰富的智慧。中国的极左也好，极右也好，都不是老百姓造成的，都是知识界里的教条主义造成的。老百姓99%的人并不僵化，并不简单化，并不口水化和情绪化。我在最近这十五年接触过县乡干部，还有能工巧匠、家庭妇女、老弱病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同他们聊一些事情，发现他们倒是比很多知识分子通透得多，务实得多，甚至有趣得多，决不会非此即彼地贴标签。他们的说法都有生活经验的支撑，不是人云亦云贩来的。相反，有些知识分子的脑袋在书本里，不是在生活实践里，读了100本书然后产生第101本书，这怎么不出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