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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简单的黑和白会把人引向弱智状态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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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韩少功重回当年湖南省汩罗县天井公社的知青点,这里距他现在居住的八景乡二十多公里。韩少功:虽然我当年在农村觉得度日如年,活得垂头丧气,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农村经验其实让我受益无穷。

2001年,韩少功重回当年湖南省汩罗县天井公社的知青点,这里距他现在居住的八景乡二十多公里。 (韩少功 供图/图)

插队和乡居联系起来了

南方周末:你现在住的乡村和你当年插队的地方是很近吗?

韩少功:对,是在同一个县,但是不同的乡镇而已。汨罗县,现在叫汨罗市,一个县级市,因汨罗江得名。这条江的上游是杜甫的死亡地,下游有屈原投江之处,一条江牵连两个大诗人。台湾的余光中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就是对此深为感叹。当年我下乡插队在这个县的一个茶场,在《日夜书》里托名为“白马湖”。

南方周末:你插队时候的农村和今天的农村你觉得它有什么变化?

韩少功:变化当然很大了,特别是在物质层面,生产工具、生活水准、交通条件等都不可同日而语,建筑、服装、饮食等各方面的变化也很明显。以前的山村里很闭塞,现在我可以宽带上网,同城市里的感觉一个样。但变中也有不变,不可一概而论。比如说办红喜事变化很大,很多礼仪和游戏是从城里学习去的,但是办白喜事即办丧事,传统的形式就相对多得多,做道场、唱傩戏、唱夜歌等等,基本上还是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那些。乡村当然不是世外桃源,但受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总是要比城市慢一拍。城市与乡村都处于文化杂交状态,因生态、生产、生活等条件不一样,这种杂交和那种杂交还是结果有所区别。

南方周末:你后来为什么又要跑到那样一个地方去住?

韩少功:最开始只是想逃避城市里的很多应酬和会议,到那里以后,发现自己可以更多地接触自然,参与劳动,与文学圈以外的群体打交道,也是一种很爽的活法。都市生活从好的方面来说,人多,机会多,财富多,信息多,如果是一个商人的话,你不在都市里打拼,那你可能是找死,因为你的主要购买力就在这里,主要的机会空间在这里。但都市生活也有很不人性化的地方,比如把人和自然分割得太远,生活节奏过于紧张,生活成本太高,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人们一放假,到了什么黄金周,就发了疯似的开着车要死要活地跑到深山老林山南海北去?人就缺了这个,就是很想念这个。相比之下,我在乡下能每天与植物打打交道,与动物打打交道,跟山川日月打打交道,其实是有点奢侈的。

南方周末:你第二次住在农村和当年插队,你和农民的关系有何不同?

韩少功:我现在下乡,不参与他们的资源分配,与他们没利益冲突,何况还能力所能及地帮帮忙,因此与他们的关系很好。当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有利有弊。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了解的深度就相当有限。相反,有时候吵架了,打架了,就可能看到更多生活与人性的真实。1997年我在海南琼海市挂职,最喜欢随同信访办的人下去调解纠纷。闹纠纷的时候,当事人谁都不客气了,真话全说出来了,与平常客客气气说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客气和友好有时候也形成一种掩盖。

南方周末:通过两次在农村生活,你觉得这两个阶段能联系起来?

韩少功:这中间有断有续,也有一个互相的激发,比如说以前我在当知青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情也许已经淡忘了,但是突然新的某种机缘,又把你已经沉睡的记忆苏醒、激发出来了,或者以前理解的不那么深的东西,突然在一种新的东西参照下,会理解得更深一些,把以前的记忆救活了。这也是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我只看到现在的农村,没有当年的那种农村的比照,我对现在农村的了解也许会比较肤浅,而你有几十年前那种尺度,两相比较之下,发现它这个东西过程是怎么来的,也许你会对农村了解更多一些。

乡村内在的生命力在哪里

南方周末:你当年插队的时候感觉到农村的那种困难和今天农村的问题,分别是什么?

韩少功:当年主要的问题好像是一种物质上的贫困,这种压迫是特别强烈和尖锐,但就精神层面而言,还有一个传统的惯性在推动,在支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一类判断比较容易取得共识。虽然有一些政治泡沫,但在泡沫之下,在基本价值观方面,大家好像都还是很明确的。父亲对儿女说的话,母亲对儿女说的话,都是恒定的,明确的,价值观不含糊的,比如大家都看不起好吃懒做,也都注重节俭,如此等等。眼下的乡村在物质层面上大大改善,像我住的那一片山区,80%的农户都盖上了新房,很多家居设施与都市居民没什么两样,电视机、洗衣机、热水器、空调器、抽水马桶等都有了。但现在农村更多纠结的问题出现在精神上,比如说一种真空状态,一种混乱状态。“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这一类现象在以前不可思议。以前爱劳动的孩子就是好孩子,但现在这方面是有争议的,有时候爱劳动在很多人看来是傻和无能,似乎真有本事的人是不用劳动的。为什么这些年宗教在乡村很活跃?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来填补空白的。

南方周末:是不是和其他地方差不多,也是年轻人都出去了?

韩少功:在我居住的那里,大约三分之二的中青年都出去打工,这也造成了乡村文化建设缺乏人力资源,很多传统文化活动后继乏人,很难形成凝聚力。文化的断层和空洞现象很严重。在另一方面,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一是务工,二是政府补贴,都是外输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还面临极大的障碍。这就掩盖了一个问题:乡村内在的生命力在哪里?有些专家说“城镇化”,说要把一大半农民变成市民,但据我观察,除了少数老板和工头有这个可能,大部分农民务工都是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其收入完全无法支撑高成本的城镇生活,别说买不起城里的房子,买了房子也过不下去,因此最终他们还是要回流乡下。凭借他们的技能素质和抗风险能力,他们还是觉得乡下一块土地最可靠。企图复制欧美国家城镇化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说,在很多地方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学舌而已。

南方周末:现在农村变成一个残缺不全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了。

韩少功:是这样,这是工业化的一大代价由农民来承受。大陆的情况不同于台湾。台湾就那么大,就算在南边打工,晚上也不难回北边的家,因此他们的家庭、家族、社区相对来说要完整和稳定得多,每个村子里都是烟火很旺的。但大陆纵横几千里,打工者充其量可以春节回家团一下圆,平日里就是“空村”、“空巢”现象,不仅对留守儿童,对外出的和留守的其他人都留下了心理伤痕,也增加了生活的成本和困难。社会学家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一问题,对新农村建设有更深入的思考。如果不能培育出农村内在的生命力,那么就像一个乡干部对我说过的:农村么,一是兵源提供地,二是农民的养老基地,此外再无任何意义。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新农村”,对不对?

南方周末:你觉得知青生活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对你这一生来说?

韩少功:虽然我当年在农村觉得度日如年,活得垂头丧气,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农村经验其实让我受益无穷。最重要的,是让我对社会有一个更立体化的了解。否则我从校门走向机关门,只有一种中上层视野,只同知识分子、官员、商人混,是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态。比如你了解老百姓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是最大的国情,他们的生存情况和思维情况等,构成了一个不可忽略的参照,可以比照出理论或政策的得失。你还可以从老百姓那里发现丰富的智慧。中国的极左也好,极右也好,都不是老百姓造成的,都是知识界里的教条主义造成的。老百姓99%的人并不僵化,并不简单化,并不口水化和情绪化。我在最近这十五年接触过县乡干部,还有能工巧匠、家庭妇女、老弱病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同他们聊一些事情,发现他们倒是比很多知识分子通透得多,务实得多,甚至有趣得多,决不会非此即彼地贴标签。他们的说法都有生活经验的支撑,不是人云亦云贩来的。相反,有些知识分子的脑袋在书本里,不是在生活实践里,读了100本书然后产生第101本书,这怎么不出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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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涛]

标签:韩少功 留守儿童 文化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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