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简单的黑和白会把人引向弱智状态

战胜恶行是活得与对手不一样

南方周末：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日夜书》？

韩少功：其实这本书它蕴含的情绪是蛮复杂的，比如里面有同情，也有反省，也有赞美，也有反讽，都有。所以说我不大愿意写一种带有自恋性质的东西，包括英雄式的自恋，或是受难者的自恋。人们都有自恋的权利，这没什么。但自恋往往会在夸张某些因素的同时，遮蔽一些生活的真实，比如蒙昧是受骗的配合条件，光指责骗子，不反省蒙昧，那么下一次受骗就还可能发生。指责社会和他人很容易，但下一次不再受骗不那么容易，这就需要文学更多引导大家来面对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胜恶行最重要的胜利，是自己活得与对手不一样，而不是以恶拒恶，以恶攻恶，以恶代恶，重复自己不以为然和不可接受的那一切。这种胜利与其说是针对别人的，不如说是最终实现于改变自己。因此这本书里，我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睁大眼睛注意受难者、反叛者、改革者们自身的问题，人性深处那些微妙的、复杂的、要害的暗区，写出一种更接近真相的生活辩证法。这当然与一般意义上的“伤痕”、“反思”拉开了距离。这并不是删除、淡化他们所遭遇的社会不公。不是。撕开人性的真相，社会不公之所以产生、肆虐、恶化的环境和条件，社会不公所赖以产生的深度原因，才可能得到如实的揭示。在另一方面，批判者们对自身的净化，是批判的最重要成果，是对社会不公最可能有效的终结。历史从来不会是红的白的，对的错的，不是这样简单两分。文学最好要面对一些有难度的问题，比如一个流氓PK一个英雄，那么肯定是流氓坏、英雄好。这样的题目太容易做了，放在儿童文学里可以，说给成人听就有点无聊。

南方周末：知青文学如何写出崭新的现实性？

韩少功：最开始写知青都是“伤痕文学”的写法，我也写过。那种写法在当时有积极意义，情绪要宣泄，控诉要释放，都无可厚非，有利于打破政治禁区。但“诉苦”式或“表功”式的模式，显然不利于对生活的深度展示。三四十年过去以后，再思考的条件趋于成熟。有些东西你在三十年前看不清楚，情有可原；如果现在还看不清楚，就有点不负责任，就有点过于自恋。这一代人的特点是承上启下，上承革命时代，下启改革时代；又横跨两个空间，右腿在农村，左腿在城市。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个历史和社会的信息高含量群体，人生经验的富矿区，应该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历史上像这样处在一种多元现实交集点的群体并不太多，欧美日就不会有，五四运动时的中国也不会有。只要当事人少一些自恋，打掉一些图标化的写作旧模式，就可能唤醒遗忘暗层中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使这一类题材重新释放活力。

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史铁生、梁晓声、张承志、肖复兴、阿城等都写过不少让人记忆深刻的作品，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视角。有人说知青文学已经终结了，过时了，恐怕说得太过简单。汉朝、唐朝、明朝、民国初年的故事还在讲呢。一个二战题材，可能以后还有一大堆相关的电影可以拍，甚至可以拍得更好。关键是，老题材能否写出新内容和新形式，能否对接后人的人生经验和心理需求。有些评论者指出，《日夜书》不是什么“知青文学”，里面的生活感受其实暗合了当下人们的很多生活感受，是一本有关当下甚至今后的书。我注意到，梁文道先生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里说过，马涛这个人物让他感觉到特别熟悉，因为他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都是那种众人皆醉他独醒的，觉得自己身怀绝技能拯救世界的。可见，马涛不仅仅是一个“知青”，作为一个认识对象，他的寿命可能远远长过我们。

南方周末：他好像是一个民运人士。

韩少功：他当然是，曾经是，但他显然不是一个什么群体的图标，而是具体的“这一个”，比如曾经是红卫兵领袖，后来又与同道们闹翻，自诩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哲学达人”。说实话，我不大热心在小说中写政治，更愿意关注人的心理性格，正如一位外国作家说过的，“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资本主义者”。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谓观念易变人性难变。玛丝洛娃、于连、贾宝玉、阿Q等等，不可能没有政治态度吧，但他们的那些态度是不是特别重要？马涛是一个受难者，一个反叛者，甚至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思想天才，因此一直被书中的“我”深深怀念，最后送别他的时候忍不住热泪长流。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英雄坯子身上，如果你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很多可怕的东西，比方他在蹲监狱的时候，最应该受到同情的时候，还可能伤害亲人，很多事让人不寒而栗。说实话，我被这个人折磨得很纠结。当然，我喜欢这种纠结，喜欢面对这样一些挑战，在这些难题面前倒逼自己更多一些思考，让写作变成一种风险度极高的前行，不知自己要写到哪里去。当然，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不痛快。他们更希望一声高呼就定夺乾坤，一个图标就分出黑白，就像把《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和薛宝钗，一个写得特别烂，一个写得特别好，似乎那样贾宝玉的悲情就更深重，社会批判的力度就更大。对不起，对这样的读者，我实在爱莫能助，只能让他们失望了。

南方周末：我读《日夜书》感觉它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作品，同时很有现实性。

韩少功：它是一本献给命运的书。往大里说，每一代人的命运也许都是悲欣交集的，沉重中有温暖，严酷中有微笑。因此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每一代人对其他代际的命运故事都不会特别陌生，甚至互有同构性。如果没有这种同构性，文学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有兴趣听他人喋喋不休说一些与我们无关的琐事。我们愿意倾听，是“他人”多多少少藏有“自我”的影子，前人或后人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我们人生的预演或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