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一“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完整实录
梁晓燕:
刚才是潘世伟先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我在他的话里面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在我们今天文化重建上,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现在问题丛生,非常的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想,这个优势,它现在应该说是一个潜在的优势,我们怎么把这种潜在的优势,变成一种现实的优势,这个确实有待于所有的我们在座的共同的努力。接下来我们话题交给下一位嘉宾。
高全喜:
我觉得中国文化未来的困境和前景,我觉得首先的问题是中国要完成古今之变,我们处在改革开放30年,看上来经济很发达,实质上它的实质是脆弱的,没有转变,首先建立在未来时期或者现在这个时期要进行一场制度变革,在未来演变过程中,要确立走向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民主法制现代制度,这是古今之变最核心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不能说三千年之变局,不能迈我这一槛,我们处在前现代的社会,一个制度的建立,以及制度建立过程中背后的精神文明的心灵的支撑,这里头是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未来若干年一个关键问题,但是这个关键问题中,当然制度和文明和文化、心灵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可能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从逻辑上是鸡与蛋的关系问题,从中国目前来说,最重要是制度建设。一百年从民国晚清立宪到现在都没有迈过去的过程。刚才梁晓燕谈到大家最想说的,文化也罢,文明也罢,要有制度载体的。要完成一套现代的文明制度,这是我们最关键的东西。其次,我们也看到一个制度完了以后,未必就是道德就好,心灵就好,这也不一定,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和心灵同时互动。但是同时互动中面临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采取激进、革命、变革的方式采取古今之变,尤其中西文明碰撞一百年,还是以一种改良的,渐进的,自身扩展秩序的方式完成这样的转变。这里头,确实给文明的扩展,道德的扩张有关。
就我个人来说,中国近一百年,激进的思潮在中国一百年变革中,激进的思潮,或者反对旧传统,旧道德的激进主义应该有所审慎,要有一个反思,这个制度的建设,靠一种激进革命、暴力的重建一个新制度,然后塑造心灵,我觉得是很难的,是文明、文化需要一种滋润,需要一种培育,这个层面中,在手段上要采取一种改良的道路。但是它的目标不是回到旧制度,回到前现代的东西,要回到心灵的改建和塑造,指向宪政民主法制制度,这两个规定是对立的,有很多内在的交融,现代政法制度和传统的文明心灵和道德,我个人认为通过改良的方式能够找到他们相契合的方面,这是我最关心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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