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一“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完整实录

2012年08月09日 20:53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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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梁晓燕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嘉宾：

潘世伟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赵民    正略钧策董事长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汪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梁晓燕：

各位尊敬的来宾，各位《文化纵横》杂志的新老朋友们，我们现在要开始一个非常艰难的谈话，这个艰难，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这个题目从我们刚才嘉宾的发言里面，可以说它可以从厕所的手纸到秦帝国，又到我们今天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一个非常开放性的大话题，我们需要在50分钟的时间里面，做到有内容，有一点意思。我们现在的话题是从宽泛的大话题当中，首先我们就自己所关心的真问题，就是在中国文化重建大话题当中，我最关切的真问题是什么，我想从这儿开始，每一位嘉宾能够有五六分钟的时间阐述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潘世伟：

祝贺的话不说了，我还是蛮认真的，我从上海赶过来，没有飞机，早上一大早坐了头班火车过来。我想说这样一些看法，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文化的灵魂是什么？文化的灵魂一般来讲就是社会科学、学术，你这样推下去，更内核的东西是价值。我长期在社会科学领域工作，我想举我理解的灵魂说一些看法。

我说说现状，这里大师好几个，中国社会科学总体的状况，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交错和纠缠的矛盾体，这个矛盾体是客观存在的。我想大致有这样几类关系，我们始终比较困惑，一个是内和外的关系，因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是世界上少有的，如此积极主动的大规模的引进外国的知识系统，近三十年来是巅峰状态。但同时，中国又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它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它几千年里面，已经沉淀了很多文化的积累。所以，外来的和内部的关系，谁都赢不了。第二个关系是主次关系，主次关系也是打上引号的，近代以来，西方是知识生产、制造、传播中心，欧洲在内，其他地区和国家确实是在接受中心，移植的中心。在人们的理念里面形成西方，西学是中心，是主流，其他都是边缘，是依附关系。另外一个关系，长短和先后的关系，西学虽然号称两千多年，真正管用是最近两三百年的思想。中国文化的延续了几千年，所有中学在前后，西学在后，中学较长，西学相对短一些，这是现实。人们有很多想法，是不是长期的东西比短的东西更加能够反映文化的本质，也有人说短的东西恐怕更多反映阶段性的特点。

另外，前面的东西可能更加本真，后面的东西是不是有点迷色，这点关系就是守和创的关系，每个时代都有类似的争论和选择。通常而言，我们有知识必有教条，有教条必有教条主义，中国有三个教条主义，西学教条主义，中学教条主义（国学教条主义），马学教条主义，这些教条主义应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能不能完全摆脱这些教条主义，毕竟学术领域的创变，需要强大的功力和能力，也需要技巧的。再一个关系就是虚实关系，知识生产和精神生产，社会现实和社会生活由实而虚产生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精神到精神，知识的演绎和延展，所以往往和现实保持距离，既是对现实进行回应。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缺又忘记了，中国今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中国今天最大的优势是存在着那么多的问题，中国当代可以说是一个问题库，也存在富有实践的素材，要不要解决、解读中国的现实问题，究竟我们学术走虚的路线，还是走实的路线，这有待于大家做选择。

我认为最重要当下的关系就是对和错的关系，西方知识系统当中，应该说存在着一定西学的霸权主义，他们认为西学代表着普遍性、先进性和唯一性，除此以外其他的好象有点另类，或者有点低端。而另外一些同志，可能也认为中国对西学大规模的引进为主的发展阶段，今天恐怕要告一段落，继而来的阶段将以本土创新为主的标志，他们认为西学产生于西方的实践，它主要的职能解释了西方发展历程。但是对于非西方的世界，恐怕西学解释的有效性是下降的。他们也认为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碍世界的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西学好象服务于这种西方的利益，西方的制度和西方的权力。他们也认为西学本身恐怕过了他的巅峰状态，已经出现回落的现象。最关键，就是很多人会做另外的想象，中国自身，我们这一百年以来，实际上做了很多努力的，应该说我们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知识和精神和自然的接近，这些接近对于西学选择当中产生的，他选择了西学学术的分支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接触也做了很了不起的处理，很可贵在中国随后发展各个阶段里面，保持了时代和实践和世界同步的姿态，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珍惜自己非常重要的，毕竟那么多实践逐渐形成的理论、理念体系，尽管它可能比较粗糙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珍惜自己的东西，到底是自己的东西是对的，还是人家的东西是对得，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大家都有自己对的一面或者不足的一面，恐怕我们要做很多的理论。

我简单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面一些基本的状况，做一个描述。至于这种描述说是困境也好，我不大主张。上海原来有一个学术界的好朋友，也是一个政治领导人王道海（音），他跟学术界有密切的互动，他说对中国所有的事情乐观没有根据，悲观没有必要。我们这个主题悲观了一点，“困境”，我个人不完全赞成。但是出路在哪里？我想从矛盾及其矛盾的认识和化解当中，我们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