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眼中1942大饥荒：灾民扒树皮磨粉充饥(图)

直面饥荒

潼关，是白修德、福尔曼灾区采访的第一站。

在潼关车站的那一夜，“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我们的周围满是挤成一团的农民。”

在他们周围的这些难民，“能够卖出的东西都拿来换成纸币，或者在饭摊上廉价换取吃食。”“婴儿大声哭闹，然而，即使有个婴儿已经死去，也没有人去注意。”“士兵在这些下层民众中间巡查，这些人就像牲口似的唯恐他们为了寻找食物而突然乱窜，或者乱哄哄地爬上夜里开动的车子。”

这些叙述散见于白修德自己的回忆录中，可想而知，当天晚上，这位记者经历了怎样的身心煎熬。

第二天，当地政府为他们准备了一辆铁路上的巡道车。白修德穿着士兵的棉大衣，坐在一辆敞篷的巡道车上。他用带着黑色幽默的口吻写道：“仿佛是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或者像一位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不过我检阅的却是一场饥荒”。

在一个叫铜钱田的小镇，白修德看到人群一层摞着一层，挤在火车顶棚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抓住的地方。“有时他们因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而掉下去，但火车决不会理睬。”

“没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铁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到达河南省会洛阳时，眼前的景象让白修德震惊。洛阳是陇海线上的一个大站，四面八方逃难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已经被饥饿和寒冷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难民们认为，到了洛阳，上了西去的火车，自己就得救了。

在夜幕中的洛阳火车站，白修德看到，“人们像劈柴一般地把难民装进闷罐车，尽量压缩得更紧些，以至于谁也不能动弹。父亲使劲拉着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着悬在半空的一件行李。”

沿着荒弃萧索的街道，穿过到处弥漫着尿臊和尸臭的城市，白修德和福尔曼找到了洛阳唯一一座天主教堂的主人托马斯·梅根主教。

梅根在河南待了超过10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作为向导和翻译，他带着白修德、福尔曼骑马出发，“他认为我们应该去看看正在濒死的人们。”

一具具被野狗啃噬的面目全非的尸体，一座座衰败空旷的村庄，一个个用镰刀和菜刀剥树皮充饥的难民……这些惨烈的景象让信仰犹太教的白修德感到极大的震惊和哀痛。

白修德很快意识到，他们几个人骑着马穿过这些面黄肌瘦的难民时的危险性。难民们盯着他的马，分明是在看一堆上好的肉。白修德学会了快马加鞭冲过那些人群。有时他会抛撒一些花生或干柿饼，引开围拢着他的人；有时不得不硬起心肠，用鞭子抽打那些拽着他的衣服和马尾巴的手。“在一个荒芜村庄的废弃教堂里，我承受着人间悲剧的巨大压力，跪下来为众生祈祷，并不觉得亵渎了自己的信仰。”

到达郑州那天，天下着大雪。第二天，白修德在城里步行。在这里，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人至180人之间。

半数的村庄已经衰败，有的完全荒弃。春耕的肥料一堆堆无人照管。村子里能听到一点声音、看到一个人影都能吓人一跳。

死尸是一路上常能见到的。白修德看到一具躺在雪地上的少女尸体，因为瘦，脸已经干瘪而显出骷髅的形状。她注定无人收葬，直到鸟或狗把她的遗骸吃光。狗就在一旁逡巡着。它们已经恢复了狼的本性，十分狡猾。饥荒之中，只有以死尸为食的它们膘肥体壮。

白修德说：“我没有见到过有谁杀了别人将他吃掉，并且也从没有尝过人肉”，但越来越多这样的传闻让人毛骨悚然。白修德相信，“有人吃人肉，这是很可能真正发生了的。”

一路上，白修德也曾碰到一些“想办点好事的军官”，在郑州，一个地方官员把盖有印章的布条发给许多家难民，如果他们能够到达火车的起点站，他们就可以凭布条免费乘车东逃，“但是他在发放难民通行证时并没有发给他们粮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是残忍的。”

除了白修德和福尔曼，中国几乎所有官方媒体都在报道政府如何积极救援。然而一直到1943年的春天，河南难民都没有见到政府拨发的任何救灾款或赈灾粮。

在《大公报》之外，河南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先锋报》，是当时为数不多真实报道河南大饥荒的媒体之一。

宋致新的父亲赵悔深(笔名李蕤)，在1943年的2月份，曾作为南阳《先锋报》的特派员，骑着自行车在灾区采访了1个多月，在《先锋报》上登载了十多篇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十分精彩的灾区报道。当年5月，这十多篇报道被集结成书，书名《豫灾剪影》，在河南地区发行了2000册。

在后来所有媒体都不敢再发声的时候，地处偏僻的《先锋报》仍然对河南灾荒发表了70多篇社论和时评，直至大灾结束。

张高峰和李蕤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位深入报道过河南大灾荒的中国记者。相对于白修德和福尔曼的外国记者身份，他们承担着更多的风险和压力。

1943年3月，张高峰因“亲共”罪名被捕，李蕤则孤立无援地在河南灾区孤独奔走。而这时的白修德和福尔曼，已经结束采访，正准备踏上回程的火车。

不速之客

虽然白修德认为国民党的救灾工作处于一片“无政府状态”，但是他和福尔曼在河南的采访，却因为经过了“政府批准”，又是外国记者，每到一处，都受到地方官员的款待和安排。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在政府部门了解到一些当地真实的灾情。

在和地方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白修德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的深刻矛盾。

白修德和福尔曼曾在洛阳的某军部“小坐”，当时有几个地方官员要求会见这两个外国人。外面虽饿殍满地，屋里仍“生着炭盆，点着蜡烛。”

这些地方官员，手里拿着一些材料，要求他们交给重庆的蒋介石。

“材料上说明他们的地区种植什么，要交多少军粮。他们县里共有十五万人，其中十一万人已经断粮。他们估计，每天大约要死七百人。”

白修德的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他和其中一名官员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