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眼中1942大饥荒：灾民扒树皮磨粉充饥(图)

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了出来。

而蒋介石的内心深处，却没有对白修德有丝毫的感谢之情。近年披露的《蒋介石日记》里可见，在听白修德讲述河南灾情后的1943年4月9日，蒋介石的日记是这样几句话：“注意，郑路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

他给蒋鼎文、汤恩伯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是要让他们想办法把饿殍满地的悲惨景象遮掩起来。对那几个给白修德讲述灾情的政府官员，蒋介石却认为他们“谎报灾情”，并且怨毒地评价为“谄事外人”。

两天后，蒋介石的情绪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他的日记写道：“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可以看出，且不论蒋介石此前对河南灾情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那些狗吃人的照片的确是极大地震惊了他。

国民政府的救灾行动终于有了实质性的举动。

饥荒远去

《时代》周刊报道河南灾情后的几个月，洛阳的梅根神父给白修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是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赈济措施已经被拖延了半年之久。

早在1942年10月的国民参政会后，国民政府就宣称划拨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在灾区各处开设粥场应急，3亿元用于购买赈济粮。然而粥场开设起来，却远远不能供应数量庞大的难民，很快就因无粮为继而断了顿。

而用来买粮的3亿元法币，却被挪作他用，甚至有贪官污吏将其挪用贩运私货。直到1943年新麦快要成熟时，第一批赈灾粮才发到了部分难民手中。

按照当时的物价，3亿元法币大概能购买3000万斤小麦，平均到河南的受灾人口头上，每个人仅有1斤。而在此前的1942年，河南夏秋两季几近绝收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从这里征走了十倍于此的“征实”。

1943年6月，随着新一季小麦的成熟丰收，那场饿死了300万人的大饥荒终于过去了。

从一直追踪河南大饥荒的《先锋报》的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到，1942年夏秋之际的蝗灾之后，河南的气候开始出现好转：从当年10月下旬到11月，干旱的河南一连下了好几场透雨，而这段时候的雨水，对越冬麦子的播种非常关键。

仿佛上天也在为这场惨烈的大饥荒做着补偿。到1943年3月初，又一连下了几场瑞雪和透雨，对麦子的生长非常有利。

《先锋报》曾在1943年3月3日社评《甘霖已降，粮价将平》中说道，“麦苗得下这次透雨，到麦熟时，纵不下雨，也可望收……收成有望，麦熟至多不过百日。”

1943年是河南历史上少见的好年景。不仅二麦(大麦、小麦)丰收，秋粮收成也很可观。这些收成，给那些没有在大饥荒中饿死、“等待收成”的幸存者带来了希望。

当第一茬青麦长出来的时候，白修德带着对蒋介石极大的不满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把目光重新转向抗日战场，渐渐远离了重庆的政治圈。

实际上，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工作状况正日趋恶化。就在白修德面见蒋介石之后不久，国民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向外国记者透露消息等更为严厉的舆论控制措施，“以确保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

从此以后，白修德再也没有机会报道河南大饥荒。即便在重庆，白修德也成了不受欢迎的“麻烦制造者”。而白修德也再没有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有什么正面评价。

“直到战争结束以后，除了在招待会上，我没有再见过蒋介石。但是我深信，正如史迪威所说的那样，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对他的老百姓也毫无用处，这一点应该说更为重要。”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河南大饥荒被白修德称为自己“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中华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

(注：本文部分资料引自湖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由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版)、《中国的惊雷》、《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