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诞辰90周年：这个重情重义的同志，依然无人能敌

导语：2016年10月15日是福柯诞辰90周年。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福柯的声名和价值在其去世后的三十余年间，不仅没有衰弱以至淡忘，反而不断被重新阐释、发掘和评价。如今，福柯所创造的概念和理论被哲学、社会学、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和艺术等众多学科引述运用，就像嫁接培育的植物一样，已经长成了不可分离的新的肌体。毫不夸张地说，福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解释路径、改变了一种思维方式、创造了一种价值观念。

作为国内最重要的福柯研究学者之一，汪民安认为虽然不能说福柯一统江湖，但无论同代人还是后辈，至今没有谁超过福柯。福柯在中国，最早于文学界产生影响，80年代一小部分人注意到他，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有影响但没大众化，90年代下半期开始走红，2000年前后达到高峰。福柯的著作不仅已经成为经典，2000年以来整理出版的法兰西学院讲稿更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福柯。福柯多产而多变，但学术思路是清晰的，拥有严密的逻辑性。在今天的法国和美国，福柯都是无可争议的思想家，福柯思想对于当今中国也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福柯是一个社会诊断家，他告诉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社会、“我”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福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能用传统的左、右概念来定义，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在文化和社会治理方面。福柯不是隐忍妥协的人，但人情味很重，很重视友谊，对年轻人非常好，他的严肃或者不妥协恰恰说明他是一个讲情义的人。

福柯

无论同代人还是后辈，没有谁超过福柯

今年我做了一部福柯的纪录片，是一个比较酷的、反纪录片的纪录片，里面只有哲学、只有思想、只有谈话，我要让人看到福柯真正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思想本身和哲学的言谈。2014年，福柯去世30周年的时候我就计划拍一部福柯纪录片，因为当时邀请福柯的男朋友来中国，就想拍他男朋友的回忆。那时也拍了好多素材，但后来福柯男朋友因为心脏问题没来成，拍他计划就搁浅了。虽然去年我7月份去巴黎的时候，又拜访了福柯男朋友，也拍了巴黎各种各样的感觉，但回来以后觉得剧情式、台词讲解式的纪录片一般人都能拍得出来，我也不甘心只弄个那样的。我想把它拍成一个论文一样的，因为叙事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影像，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都是在讲故事，我就是讲思想，所以一切跟思想没关的东西全都去掉了，而且我故意追求一种单调的方式，只有固定镜头和谈话。这个片子并没有考虑观众，不想把它变成一个普及性的东西，也没什么商业目的。但做过的放映，观众都能认真地看下去，一些朋友给我的反馈也是密度大但不枯燥，这说明哲学谈话本身有它的魅力。

我是1988年上大学期间知道福柯的。那个时候老师很少讲福柯，我们都是在杂志上书本上看，但国内还没有书，所以反倒是和西方保持了某种同步。80年代，福柯开始在文学界是比较有影响的，但在别的领域不太有影响。1985年，詹明信在北大有一个后现代主义演讲录，开始介绍这些人；80年代时中国还翻译过一些书，像结构主义的书，都会提到福柯；还有杂志上有一些译文，一些零星的介绍。那个时候中文系所谓搞先锋批评的人，或者对前卫思想比较感兴趣的人才知道福柯。因为中国了解西方思想主要还是通过英语世界，通过美国。在美国，福柯、德里达这些人都是在英文系比较有影响，哲学系不承认他们。美国有自己的一套传统，对欧洲大陆天然排斥，即使是现在的美国哲学系，福柯他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中国的哲学系主要受德国哲学影响，到海德格尔为止，另外就是英美系统的，比如维特根斯坦，他们觉得法国这一套比较花哨或者比较文学化，不是严谨的逻辑推论，所以法国哲学在中国大学哲学系一直都是比较弱的——当然现在情况好一些。

实际上福柯最开始是在美国走红，70、80年代他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包括日本在70、80年代的时候也开始重视福柯了。中国的情况是，台湾比大陆早一点，大陆80年代开始有一小部分人注意到福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虽然有影响，但没那么大众化，不过90年代中期他已经融到多个学科当中去了。真正红起来是在90年代下半期到2000年前后，福柯几部著作的中译本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2000年前后，福柯的影响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之后福柯在中国如日中天，一直到现在。

同时代的德里达也好、拉康也好、罗兰·巴特也好，影响力都不及福柯。为什么呢？一个是福柯的著作有持续的黏性，他的著作现在就可以作为经典；再者，福柯又有一批新的东西被出版了，就是他当时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这个出版是很重要的，这些讲座在福柯去世时都没有发表，2000年前后才慢慢整理出来，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福柯。比如生命政治、生命权力，包括治理术，以前没有人讨论过，不仅在福柯思想当中，就算在整个知识领域都是一种全新的解释；再比如“讲真话”，福柯早期和中期也没有提到过；还有希腊罗马时期的很多研究，对古典学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启发，福柯的古典学研究跟传统的古典学研究完全不一样，跟中国大陆现在的古典学研究也不是一个路子。

不仅是在中国，美国法国也一样，福柯每出一本新书，马上就有人去讨论。他在美国的影响是最大的，美国历史学在福柯之后分成两部分——追随福柯和不追随福柯。我想，再过几年，福柯晚期的东西都出版之后，他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热了。但是福柯的东西，因为在所有课程上都会讲，所以总会有新的学生对他感兴趣。

福柯不是一统江湖，学术界也不是武林大会，学术可以有一千种说法一万种说法，肯定有大量人跟福柯不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影响力还有说服力的角度，福柯确实是有过人之处，非常独特而且非常深邃。学术也有很多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很难去做比较，但从综合影响来说，无论同代人还是现在这批人，没有谁超过福柯。福柯是跨学科跨得最远的，文学、艺术、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所有的学科他都有影响。福柯既是哲学家，也是法学家，也是社会学家，也是历史学家，这些角色在他身上表现得最完美。

非要给福柯定一个位置的话，我认为20世纪有两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是海德格尔，一个就是福柯。海德格尔当然跟福柯非常不一样，他是20世纪的大哲人，把欧洲哲学传统都集于一身。福柯不是这样的哲学家，他关注的面更广。当然福柯的好朋友德勒兹也非常了不起，他是另外一种哲学系统，跟海德格尔完全不一样。

学者还是暴动者？偏左还是偏右？

福柯是一个社会诊断家，他不是要把社会建构成什么样子，而只是讨论我们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社会、怎么理解今天的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的方案能够把我们社会建设成什么样子，那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现在来看，谁也不知道人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按照一个方案就把人搞成另外的样子，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人工智能都可能让生命本身发生变化，人的概念也必然随之变化。乌托邦主义在今天可能起到很多负面作用，比如最后变成集权、法西斯主义、独裁，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柯讨论“我”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而不是我们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萨义德评价福柯是“学者与暴动者的矛盾的混合”、只做解构没有建构，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更何况暴动者是一个修饰一个夸张，把一群完全不一样的知识分子笼罩在了一个概念里。

我们也不能用传统的左、右翼概念来描述福柯。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除了雷蒙·阿隆这种是比较明显的偏右，其他人都是偏左的。福柯是偏左的，但他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福柯一直跟马克思主义撇清，他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失效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苏联的情况，有些人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有些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源头——像阿尔都塞，有些认为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福柯觉得整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意义了，不用再去修修补补也不用重新解释了。

福柯1950年加入过法国共产党，那时候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二战时期法国共产党的立场是积极抗战。后来因为苏联的情况和法共内部的僵化，福柯开始对整个法共非常讨厌。当时的学者加洛蒂也是法共党员，还是法共的政治局委员，写过《无边的现实主义》，福柯因为讨厌法共所以也特别讨厌他，只要逮住机会就大骂，想把他从学校赶走。因为这样，法共对福柯也非常不满，所以1953年福柯就退出了法共。

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很大方面是受尼采影响。当时在法国有两股思潮，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主体放在经济关系当中考察，还有一个就是语言学包括结构主义，把主体放在语言和符号当中去考虑。福柯说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主体放在权力关系当中考虑，所以福柯不是针对左翼或者右翼，他针对的是法国两大思潮。福柯认为人和人之间都存在一种权力关系，这种理解还受到德勒兹影响——力不是单纯的力，力是关系当中的力。所以福柯的权力跟国家的主导性权力不是一码事，那是宏观权力，这是微观权力。

所以很难从左右这种角度去谈福柯，福柯说自己是尼采主义者，尼采是左还是右呢？当然福柯的一些价值观毫无疑问是被左派大量吸纳的，但他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自己是左派。

很多人利用福柯。他晚期讲自由主义，右翼说他是倾向自由主义，但像福柯的男朋友是左翼，他就认为福柯是为了批判自由主义的，左右这两方面都在把福柯往自己这边转。实际上，福柯讲自由主义就是在分析这个东西，他是非常客观的，既没有表示肯定也没有表示否定。

可以肯定的是，福柯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非常不满，对斯大林非常不满，对集权主义非常痛恨，这是毫无疑问的，《规训与惩罚》里“监狱群岛”的提法就是受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影响。但是不能说他是自由主义者。准确来说福柯应该是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在文化和社会治理方面。

福柯也很少对中国的文革表态，他从来没有公开支持过，这跟阿尔都塞不一样。当时法国很多知识分子把文革和毛泽东当成非常重要的东西，福柯很少有公开的资料谈中国，几乎没有，他有兴趣，但他也没有来过中国，并不了解。

福柯嫉恶如仇，因为他是个讲情义的人

在我的纪录片中有一段德勒兹的采访，他说一个人真正的魅力在于他有些失去理智的方面。这话当然讲福柯，那么福柯怎么就失去理智了呢？福柯有时候是很有脾气的，有时候会特别敏感，有时候会突然发怒。他年轻的时候在巴黎高师很喜欢打架，跟同学关系相处得不好，还曾在学校里面拿着刀追砍人。他身上有点那种难以控制的地方，所以他会写疯癫史。

福柯绝对不是隐忍的人，不是妥协的人，不会跟你凑合。但他一方面不妥协，嫉恶如仇，另一方面又人情味很重，很重视友谊。像这种大哲学家对人性非常了解，他看不上的人或看不惯的事不会沉默，也不会妥协，他会奋起抗争。反过来要是一个弱者，福柯还是会很友好。他对年轻人非常好，有一个故事我每次都会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福柯在美国讲学的时候，每个星期四是学生接待日。有一天一个学生忐忑不安地去找他，福柯一眼看出这个学生是同性恋，就让他放松慢慢聊。讲了很长时间，下班的时候俩人一起去坐地铁，学生完全打开心扉跟福柯讲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困惑，福柯到地铁口时拍了拍学生的肩膀，没有太多建议，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充满勇气，不要害怕，既不要怕活着，也不要怕死亡，然后福柯转身进到地铁站了。福柯不是冷酷无情的人，他那么严肃或者不妥协恰恰说明他是一个讲情义的人。

福柯是多产而多变的，但并非无迹可寻

福柯最早期的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非常典型的受尼采影响的一本书。尼采曾经说过，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为什么没有一部关于疯子的历史。很偶然的一句话，但福柯把这句话写成了一本大书，而且基本上是为所谓的非理性辩护。通过讲疯子的历史，福柯事实上谈的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讲述欧洲历史的角度。

这个书在福柯风格当中非常明显，写得非常诗意、非常文学化，有一种诗人的才华。法国有比较强的文人传统，启蒙时期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都不是纯粹的思辨型哲学家，他们也都是作家，这跟康德、黑格尔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法国传统，他们把创作、哲学都是结合在一起的，20世纪的萨特、加缪都是这样。但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这样，大部分还是比较传统必须保守。直接影响福柯的是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夫斯基，他们都既是作家，也是哲学家，福柯说过自己喜欢这样的哲学——它们在文学和哲学之间进进出出。所以福柯有意识让自己变得非常文学化，像罗兰·巴特讲的：最重要是写作，不是哲学，不是文学，也不是批评，只是写作。福柯的写作能够更吸引读者，这是他的一个魅力所在。

60年代，福柯还写过很多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当时他也受到布朗肖、巴塔耶的影响，他在50年代读过很多文学评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福柯的文学时期，比较诗意。这是他第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就是他的《词与物》，1966年出版。福柯后来对这个书评价不高，虽然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把它当作福柯最重要的书。这个书事实上在福柯整个著作当中有一点点怪。1975年，福柯出版的是《规训与惩罚》，《规训与惩罚》和《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关系很密切，有些方面比较接近，都是在讲禁闭、惩罚和控制。但《词与物》恰恰跟这些没有任何关系。那么福柯为什么会写这么一本书呢？实际上《古典时代疯狂史》和《规训与惩罚》恰恰跟法国当时的学界没有太大关系，但《词与物》是有一点点赶时髦，当时法国结构主义讨论了很多语言的问题、符号的问题，所以福柯决定写一本这样的书，这本书整体的框架和思路有很强的结构主义痕迹。所以这本书对福柯来说是对法国当时学术潮流的一个介入，《古典时代疯狂史》和《规训与惩罚》则是福柯独一无二的书。就是因为《词与物》，福柯也加入了所谓结构主义几大巨头行列——像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拉康这些。但是福柯对于人文学科的诞生一直感兴趣，《词与物》这本书就是讲各种各样的人文学科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包括各个学科的形态是怎么回事。

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是对于《词与物》的一个方法论的解释，就是福柯称之为考古学的方法。什么是考古学方法呢？就是不谈具体内容，不谈这门学科到底讲什么，只谈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是福柯比较形式化的东西，这两本书里没有历史，也没有政治，福柯其他书里面都是有历史有政治有对抗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福柯的第二个时期。但是从时间上来说都可以说是福柯的早期，也可以说福柯这个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到底要往哪个方向搞得特别清楚。

第三本书就是《规训与惩罚》，这本书福柯明显没有受到法国学界影响，而是受到法国现实影响，对当时的监狱问题非常关心，因为当时有一些人被政府抓起来了，其中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是他的朋友。《古典时代疯狂史》也许跟福柯的个人特殊经历有关系，《词与物》是回应当时的结构主义思潮，《规训与惩罚》则跟法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关系，所以这几本书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气质方面，《规训与惩罚》和《古典时代疯狂史》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规训与惩罚》又是对《古典时代疯狂史》的一个接续，都有尼采的影响。

与《规训与惩罚》基本上同时出版的是他的《性经验史》第一卷，第一卷里实际上福柯最重要的是提出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跟《规训与惩罚》的主题有些接近，但领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福柯70年代主要讨论的都是权力的主题、讨论治理术。这是福柯比较重要的时期，除了这两本书，再一个就是讲授的《安全、领土与人口》，这三本书应该构成一类，当然还有《不正常的人》、《必须保卫社会》。这个时期福柯是非常多产的。

然后在这个之后他讲到了自由主义，那本书叫《生命政治的诞生》。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恰恰没怎么讲生命政治，实际上福柯是预告他要讲生命政治。福柯讲课都是边讲边写，所以逻辑性不是那么连贯，而且有时候后面还推翻前面的一些看法，一边讲的过程中也一边修改，发现的新材料也都重新组织和整理。所以福柯讲自由主义还是接着讲治理术的历史——他在《安全、领土与人口》里讲17、18世纪的治理术，到了《生命政治的诞生》是讲自由主义的治理术，所以这两本书也是有关联的。他不是为讲自由主义而讲自由主义，他是要讲治理术的历史不得不讲到自由主义。

应该说他在70年代中期开始思考权力问题了，前面讲的是规训权力，接着他又把权力问题拓展，讲生命权力。规训权力还是讲机构怎么控制，生命权力就是讲在国家层面上怎么治理人。

70年代末，就是福柯晚期，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古典时期——《性经验史》第二卷、第三卷，还有《说真话的勇气》。《性经验史》第二卷、第三卷就讲到古希腊古罗马了，应该还有一卷讲基督教的，但没出来就去世了。

所以福柯的变化是很大的，有些人说抓不住福柯到底在讲什么，事实上还是有逻辑性的。

福柯对于当今中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福柯现在在法国就是无可争议的思想家。福柯一直是很有影响的，他1970年就当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法兰西学院那个时候是法国最高学术机构。但是学院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对福柯也排斥，这是很正常的。但是80年代，法国《读书》杂志有个公众调查——法国最有名的知识分子，当时福柯排第三位，第一位是列维·斯特劳斯，第二位是波伏娃。

今天，不仅在学院之外，在学院之内福柯也被承认。现在到法国去，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没有别人，就是福柯。一个标志就是法兰西学院门口的广场命名为“福柯广场”，法兰西学院从古到今这么多精英，广场唯独用福柯来命名，说明福柯已经是最顶尖的了。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单纯从学术上讲，我们要了解西方的思想，福柯是很好的入口，他的讨论涉及到了整个西方思想史，从古典一直到所谓的自由主义。而且他是一种全新的说法，跟主流的西方思想史家讲的都不一样。

而且，虽然福柯讲的是西方历史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社会实际上越来越靠近西方的社会组织形式，福柯的理论剥去历史背景在今天的中国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事实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福柯理论，福柯自己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是什么，那些理论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并不是说把福柯理论原封未动地搬过来，我们可以用类似福柯的方式或者福柯的启发来分析我们的东西，这就是说福柯作为工具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福柯毕竟30年前就去世了，思想家也不可能意识到身后，我们今天有很多现实问题，只能等待今天的思想家。

汪民安，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导演，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著有《福柯的界线》，主编《福柯文选》、《福柯的面孔》等。他是中国最重要的福柯及法国哲学研究者之一，对尼采、德勒兹、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拉康、巴塔耶、阿甘本等都有大量译介和阐释。其主编的《生产》专注于介绍最前沿的西方思潮，呈现全球范围内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处境的严肃思考，旨在提供一种理论化的批判视角。

责编：冯婧 PN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