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话，我们到底该不该听？

导语：长假刚过，一则重磅娱乐新闻就给还处在假期综合症中的人们打了一针兴奋剂——歌手张靓颖的母亲发文揭露女儿的倾心之人、并准备干涉女儿的感情。这则新闻不仅快速占领了娱乐头条，还衍生出了对中国式亲子关系的社会性讨论，批评中国式母亲的观点尤为响亮。评论人宋晨希认为，这种声音其实继承的是中国近代以来接受理性主义而批判经验主义的潮流，经过一个世纪的历史现实，年轻人的个性、独立和反叛通过与反传统革新捆绑而获得了合法性。但事实上，诞生于欧洲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一直被欧洲知识分子争论不休，英国直到今天依然推崇和奉行经验主义。传统中国，经验同样在亲子伦理关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只是在救亡的激进中被打碎了。时至今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经验，审视经验在亲子关系中的位置。更何况，有些时候想当然地排斥经验只是在找借口。说妈妈不理解自己的孩子，先想想自己是否理解过妈妈。“听妈妈的话”不是唯命是从，“妈妈的话”也不总是落伍的，更何况世间有些本质从来不曾改变，时代不过只是各种伪装表象的代名词。

张靓颖与母亲

这两天，张靓颖的新闻让很多“凉粉”揪心，也让很多“吃瓜群众”唏嘘不已。浏览这几天媒体的评论，会发现大部分评论都在明里暗里谴责张靓颖的母亲，认为她过多干涉了张靓颖自主的选择，甚至还有文章用黑体字标出：“以爱为名的绑架，依然是绑架”。

这件娱乐新闻，显示出了社会价值观分裂在当下的极度分裂：一边是网友斥责冯轲包养小三，在情感上哄骗张靓颖；一边是网友攻击张靓颖母亲，过多干涉了女儿的自主选择。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不是张靓颖的母亲即时向媒体揭露这件事，在舆论上形成压力，或许张靓颖一辈子都死心塌地跟随这个渣男(关于这件事，资深粉丝们都不陌生，今天也爆出了新的材料)，这恐怕也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当然，张靓颖的母亲一上来就这样剑拔弩张，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余地，这种方式是否太过偏激我们仍旧可以讨论。

“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桥还多”这些“警句”我们从小就听说过。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经验似乎早就过时了。父母已年迈，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不知道年轻人究竟想要什么。试想，连智能手机、微信都不会用的父母，他们又怎么能跟上这个世界的步伐，去指导子女的未来？就连央视那些强调年轻人要孝顺的广告，都把父母安排成“弱势群体”的角色，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那些活在现代都市的年轻人，可以有时间回头瞥一眼自己，尽量多地团聚一下。

但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思考，或许会看到不同的意义。我们不否认父母的落伍，但同时也要看到父母在几十年生活的摸爬滚打里所积攒的经验。

孔子所提倡的孝道

其实回顾中国几千年的亲子伦理关系，经验都占据着十足重要的地位。李泽厚甚至将中国古代的思想归结为“情本体”，即思想都离不开日常生活，很多都是日常生活沿用而不知。第三代新儒家熊十力也曾说“中国哲学以重体认之故，不事逻辑”。所有的做法，都要依据经验，因为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也同样如此，最有名的就是《论语》里的“三年之丧”。孔子的弟子宰予问孔子，为父母守孝三年是不是太长了？孔子说，孩子出生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你觉得长简直是没有仁义的表现。可见，在中国古人看来，违背了生活经验，完全是违背道德的表现。朱熹更是在《孟子集注滕文公上》的注重说：“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可见，传统中国人是非常重视父母经验的。

那么，为何现在的中国人把经验主义一扫殆尽，完全对此嗤之以鼻呢？这恐怕与近百年来中国反传统的思维有莫大的关系，反传统促使近代中国迅速接受了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思潮，尤其是法国的思想。

关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辩，在17、18世纪的欧洲是知识分子争论的一件大事，彼此喋喋不休，争吵了一百多年。当时，几乎所有的法国、德国哲学家，都支持理性主义，笛卡尔率先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启了理性主义的先河。理性主义者当时之所以提出人的思想，理性高于一切，其目的是反对中世纪神学对人们的束缚，卢梭更是在《爱弥儿》中强调，孩子应该保持自己的天性，不应该被社会上种种沉疴弊病影响了发展的天性。而英国的培根、休谟等人则坚持经验主义，因为英国早早脱离教会的束缚，没有欧洲知识分子的困扰，再加上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让英国人认识到了祖先积累下的经验是一份宝贵遗产。现在，就连英美法律体系仍旧是基于经验主义的普通法，即依靠以前的判例和遵循先例为原则。

经验主义为何没有传入中国？近代以来，西方的入侵，摧毁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所有人思索的是，应该如何救亡图存。日益积重难返的局面告诉所有人，咱们应该以激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取法乎上，才能得其中。因此，很多知识分子觉得，要变革中国人的思想，必须从家庭观念入手。晚清以来，家庭中正襟危坐的父母，便成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面。

卢梭《爱弥儿》，第一本小说体教育名著

鲁迅在1921年写下了著名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痛骂中国父亲对子女威严十足，动不动就进行道德教训。鲁迅的观点颇有点卢梭《爱弥儿》的意味，他认为新时代的父亲要爱护儿童，发展他们的天性，甚至要将他们完全的解放。当你阅读完了这篇文章，会发现鲁迅和现代年轻人的看法有着高度的重合，于是很多人开始称赞鲁迅的伟大，鲁迅多么有先见知名。但反过头来想，或许正是因为以鲁迅为代表的许多激进知识分子思想的传输，才促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鲁迅之后，批判传统家庭父母权威的小说层出不穷。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是家庭的象征，却又亵渎着家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教诲着“万恶淫为首”的古训，背地里却又玩小旦、娶姨太太。有些学者认为，巴金的写作有点目的先行，刻意塑造了这样一个肮脏的家庭，来批判旧传统的腐朽。但在客观上，这部小说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产生了剧烈的震动。

当传统的经验已成为腐朽、肮脏的代表，那么年轻人另辟蹊径、打碎旧世界便成了合理合法的途径。后来，经验主义在中国还成为了唯心主义的代名词，甚至在毛泽东的《实践论》里将它与修正主义齐名。毛泽东认为经验主义，会促使人们脱离实际。

如果说在20世纪中国极速变革的时代里，经验主义牵涉的是传统的文化和思想，而传统又代表着糟粕。那么在改革开放已经将近40年的今天，当国家秩序、人的价值观已经步入正轨，社会在持续稳步发展，尊重既定的经验，为经验主义正名，似乎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让我们再回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面。其实，早在1910年代，蔡元培就曾在《中学修身教课书》里提到，子女应该听从父母的教诲，要对父母既敬又爱，光有敬而缺乏爱，又与禽兽有什么不同？现如今，人们只注重蔡元培留学德国、法国，制造炸弹，起义革命，却忽视了蔡元培对传统子女关系的看中，没有重视蔡元培融合中西思想，为现代子女父母关系创造出的一个新典范。

周杰伦可以算是当下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歌曲风靡整个华语世界，可以说开启了流行乐坛的新潮流。就是这样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歌手，也写出了《听妈妈的话》这样一首看上去颇为传统的歌曲，歌词还被收录进了台湾国民小学一年级的教材。

说得残忍一点，有些时候不听妈妈的话，甚至对妈妈的经历表示不屑、对妈妈的人生进行流行化、刻板式、想当然的否定，有时只是在为自己的任性找个借口，或者为自己也并不怎么遂意的人生寻找一个话语上的解脱。对妈妈的人生毫无深入具体的共情式理解就一棍子打死，本身是不是就暴露出性格和思维上的某种缺陷？带着缺陷的人生又凭什么理直气壮地鄙弃妈妈的话？有什么证据证明“妈妈的话”就一定是落伍的呢？更何况，这个世间有些本质从来不曾改变，时代不过只是各种伪装表象的代名词。

说妈妈不理解自己的孩子，先想想自己是否理解过妈妈。

当然，“听妈妈的话”也不是唯命是从，因为在中国，父母还是处在高阶的地位，在很多事情上，自然会以道德命令的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诲，这自然会让以思想独立，表现个性的现代孩子产生逆反心理，为了标榜个性，即使正确的教诲，也不愿意完全顺从。所以，父母的教诲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对于很多问题，父母子女双方也应该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进行沟通，甚至辩论。尊重经验重要，打破既定的角色枷锁也同样重要。

当然列位可以对我发出质问：“如果你劝我听妈妈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如果你劝我不听妈妈的话，那我更没必要听你的话了。”所以我并没有说过一定要听或者一定不听的话，而且以上种种，也尽可当我没说，你们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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