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50年︱两个“福泽谕吉”的相似和迥然

福泽谕吉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肖像登上了日元最大面额的一万元纸币，成为日本的国脸。作为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前后积极地介绍西洋学说，并兴办新式教育，对近代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主张西化，但福泽实际上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福泽公然在对外政策上主张霸道，主张日本要想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中脱颖而出必须参与瓜分中国的行动并向朝鲜半岛发展。因此福泽在他的“脱亚论”（1885年）一文将东亚邻国贬斥为“恶友”并主张日本需要远离恶友。除此之外，福泽本人还多次表示自己对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极端厌恶，他自认一生最大的使命是将日本的主流学问从儒学改造为西洋学问。

在中国，大家总是对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无法释怀。但不为人知的是，极端蔑视中国文化的福泽谕吉也曾多次对中国巨大的潜力表示了敬畏，他认为中国身为大国有朝一日若能彻底改革将会震惊世界。

“脱亚论”一文

“脱亚论”其实是“恐中论”

围绕“脱亚论”一文的历史背景解读，日本学界早有定论，即脱亚论是福泽谕吉“朝鲜改造论”的败北宣言。

自从日本通过江华岛事件强迫朝鲜开国以来，朝鲜国内出现了“事大党”和“独立党”（也称开化党）之争，在朝鲜政府陆续与西洋各国缔结条约、进行内部改革之后，开化派占据了朝鲜政府的要职。“独立党”试图通过联合日本来打破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福泽谕吉与当时朝鲜的“独立党”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不仅有人际上的往来，还通过资金、人力对“独立党”的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援。并在庆应义塾大学率先接纳朝鲜留学生，试图为“独立党”培养政治活动的人才。1884年12月4日，朝鲜“独立党”发动了甲申政变，日本的总领事馆和领事也卷入政变之中，也有谣言声称福泽谕吉本人也是甲申政变的幕后黑手。但政变遭到清廷将领袁世凯和“事大党”人的平定，“独立党”的势力不是流亡海外就是遭到处死，亲中的“事大党”就此确立了在朝鲜的统治地位。

表面看来日本学界的定说确有其道理，但“脱亚论”一文刊登时间是1885年3月16日，距离甲申政变爆发已经过去一段时间。甲申政变发生后日本舆论哗然，在1885年1月8日在上野公园举行了抗议中国、朝鲜镇压独立党的示威活动，将象征侮辱清国的猪头挂在竹竿上进行示威游行。但随着日朝之间不平等的《汉城条约》签订，日本政府也开始控制激进的朱战论（福泽主办的《时事新报》因为强硬的主战论遭到了日本政府禁止发行的惩罚），可见至少在脱亚论一文刊登前对甲申政变的讨论已经降温。

因此日本学界的定论并不确切，近来的研究表明，福泽的脱亚论一文中“恐中论”的意味更浓。不同于日后人们对清政府积贫积弱的印象，在当时（1880年代）中国在朝鲜半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亚洲地区仍是一个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大国。

当时清政府面临法国和日本从南北两线的夹击（中法战争、甲申事变），但清政府并未因此而崩溃，反而在两条战线上都稳住了阵脚。福泽见此形势担心中法战争即将结束，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很可能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如此一来很可能会不利于朝鲜问题谈判中日本的立场。在汉城条约签订后的1885年1月12日，他给儿子福泽一太郎的信中表示：

中国方面虽然刚刚还和法国之间存在纠纷，但在朝鲜确实十分活跃，有很多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的事。井上（负责日朝谈判的井上馨——笔者）大使虽然对和朝鲜的谈判感到满意……但此次谈判只是和朝鲜之间的谈判，中国人的暴行还尚未得到收拾。究竟会怎么样呢？和朝鲜相比中国方面才是祸源。今后的谈判应该会很难吧。

他还在日本和中国开启谈判之前的1月20日，他在报纸上发表社论“祈求尽速和中国谈判”，认为谈判“要是拖延一天的话，那我们蒙受不公的日子也会变长，期间恐怕我过的屈辱会在世界中广为流传”。

2006年发现的一则新史料，再度印证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一文是担忧中国威胁的观点。1885年4月28日，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福泽给田中不二麿（收信人田中不二麿和福泽之间关系匪浅，所谓的“文部卿在三田”形容的便是田中担任文部省最高负责人时候的事）的信中福泽表示：

去年（1884年——笔者）十一月天长节，在京城公使馆的宴会席上，中国的领事辱骂日本人是无骨的海参一事。这可能是在宴会上的演说。……此次之事最终以和平告终，难以遮蔽我国体面。我胡乱地诉诸开战不过是不对的。尤其是《时事新报》一个劲地高唱开战。新报的报道和实情完全不同，迫切为了掩盖我国的不利，因此不言及对我不利之处。堂堂正正地提出开战来了局，是想让中国人永远立于被告之地位而已。

其实在中法战争（1884-1885年）期间福泽一度认为和列强之一的法国开战可能会促进中国的改革，“要是西洋文明就这样逐渐进入中国的话，数千年来毫无变化的古圣人国会逐渐阔步迈入文明之门”，他担心如此一来日本只能永远居于中国之下。

1862年福泽谕吉在法国。（庆应义塾大学福泽谕吉研究中心所藏）

脱亚论一文前后福泽的“恐中论”似乎并未随着中国在亚洲地区大国地位的陨落而消失。虽然福泽疾呼甲午战争是“文明和野蛮之战”，但在甲午战后，福泽表示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是趁中国不备才获得大捷，不过是歪打正着罢了”，并认为“若何时中国举国上下开始行动的话，很可能会让众人大吃一惊”。

虽然整体来说，福泽谕吉是轻视中国文明的，但福泽对现实中国的看法却摇摆于“中国瓜分论”和“中国威胁论”两个极端——前者极端蔑视，后者极端恐惧。为何两种南辕北辙的中国观会共存于福泽脑中呢？这也成为学界一个长期未解的谜题，以至于有研究者甚至怀疑福泽的一部分文章实际上并自他本人之手。但福泽早年和一位中国人的交往或许能为这个谜题的解答给出一些线索。

福泽谕吉最佩服的中国人

1862年，28岁的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同日本幕府的文久遣欧使节团一道访问欧洲。虽然福泽谕吉通过兰学学习已经对西洋文化有所了解，但百闻不如一见，初次访问欧洲的福泽还是惊叹于西洋文明的发达。在访欧途中另一个让福泽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福泽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唐学埙来谈。此人是中国人，三年前开始学习英语，而且为了解英国状况特意来到伦敦。他是一位私费留学生。”虽然当时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并有许多中国平民出洋，但知识分子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西洋文明表现出了极端的厌恶，因此在1870年代清政府派出留美幼童前便自费出洋留学的中国人十分罕见。

同为东亚人的唐学埙自然引起了日本使节团一行极大的兴趣。根据其他日本使节团随员记载，唐学埙日夜往来于日本使节团下榻的旅馆，和使团一行有过愉快的笔谈。使节团的记载中还说他“深有大志，居住英国已三年有余”。唐学埙清晰的大局观和对西洋社会的丰富知识给福泽和日本使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泽和唐学埙的交谈也十分愉快，他们互相约定在中日两国争先输入西洋学问，临别时，福泽不仅把自己的译作《万国政表》（世界各国概况)送给唐学埙，还在自己珍爱的扇子上附七言绝句送给唐学埙留作纪念。

其实，唐学埙当时在伦敦也算是个知名人物。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编写的校史课程日历表明：1861-1862年期间唐学埙曾在该校教授中文。唐学埙，字篪友，即Tang Chee Yui。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校历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放弃了对印度的垄断，将它的管理事务交给了英国政府，此后大批英国人前往东方寻求机会。伦敦大学特意开设了印度语系向英国人教授东方的语言和历史文化，并陆续聘请了8名教员教授东方语言，其中便包括教授中文的唐学埙。

一位来自东方的中国人在日不落帝国的中心开课教授中文，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这是一个不小的新闻。报纸上各种有关唐学埙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传闻说唐学埙已经通过了中国科举的最高考试（殿试），此行来英国带有某种外交任务；还有传闻说，唐出身名门，父亲为中国一省的封疆大吏，等等。为此，将唐学埙从中国带到英国的玛高温不得不登报辟谣。

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gowan）出生于美国罗德岛州，是美北浸礼会派遣来华的医疗传教士。1843年，他抵达宁波开办医疗所并一度兼任美国驻宁波的副领事，后来携带家眷定居于伦敦，在英国各地开设讲座，讲述中国和日本的状况。

玛高温在英国报纸上刊登启示，声称是自己将唐学埙从中国带到英国，因此他十分了解此人：唐学埙曾通过院试成为秀才，但并未通过更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他的父亲也不是政府高级官员，只不过是浙江金华地区的学政官员，出身清贫并一度受雇于美国浸会宁波教会从事翻译补贴家用。或许因为上述原因唐学埙才有机会在玛高温门下学习英语和西洋知识。即便如此，通过伦敦大学的审核并在大学中开课讲授中文已经足以说明唐学埙学贯中西。

而当时福泽谕吉身为日本使团中为数不多的翻译官开始学习英语也不过三年，后人根据福泽在欧洲期间留下的英语书信发现，他的英语写作充满拼写和语法错误，放在今天大概也只有英语初学者的水准。福泽看到唐学埙，或许感到了自己乃至日本的落后，由此对唐学埙由衷得钦佩，这也隐隐成为日后福泽不敢轻视中国的原因。深感日本的落后而对前途感到绝望的福泽在临别前沮丧地问唐学埙：在中国像你这样精通中西学问的人有多少？原本意气风发的唐学埙突然面红耳赤一时竟回答不上来，他仔细想了想说：“不过十来个人吧.....”听到这儿，福泽的沮丧之情一扫而光，他骄傲地说：现在日本是兰学的天下，虽然大多数人还不懂英文，但在日本讲解洋文、热心了解西洋事物的学者却数以千计。

福泽将18世纪末的广东通商视为中国开国的开始，这样的话，当时已经“开国”超过半个世纪的中国，西洋学问竟仍然无法扎根。从个人造诣上说，他远不如唐学埙；但就国家而言，日本对西洋文化的兴趣、了解远在中国之上。福泽从中获得了对日本文明前途的自信。

淹没在历史中的另一个“福泽谕吉”

二人分别之后，福泽乘着日本举国上下文明开化的东风，从一介无名小卒成了日本近代的启蒙大师，而唐学埙这位曾经在英国伦敦名噪一时的中国教授则不复荣光、寂寂无闻。两个曾经相似的人却最终天差地别，恰似近代中日两国的国运一般。

唐学埙后来的人生只留下了些许断片式的痕迹。他在留学英国之后回到了中国，投入了洋务派的门下。（他在1863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英伦纪略》，该书目前只有抄本，原本已不知何踪。我们也无法从中窥探唐学埙本人的思想。）1862年，唐学埙通过威妥玛给恭亲王奕訢上书，希望清政府尽快利用英国当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效仿日本派遣考察团乃至派出常驻使节。他表示自己前往英国是为了“学其语言、文字、国法、民风、以图报效”，还表示自己可以志愿担任使节团的翻译。然而，清政府最终派出首任使节是在十几年后的1877年，这还是在一片非议之中做出的抉择。显然，唐学埙的提议过分超前了。但唐学埙上书总理衙门的海防条陈和江海图还是引起了当时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注意，李鸿章破格保举他，将其收入门下。据说，他在李鸿章门下“屡立奇功”，一度升任安徽某地的知府，但后来不知因何缘故被革职，此后长居上海租界，搞起了买办的生意。同时，他还在上海铁马路(今上海河南北路)办了一家西洋私塾——同人书院馆。在西洋学问仍被视为奇技淫巧的年代，一所西洋私塾自然很难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唐学埙也就这样湮没在历史中了。而福泽在同时期创办的庆应义塾如今已经发展为一所全球性大学，成为日本私立大学双雄之一。

唐学埙的“庆应义塾”（1888年申报广告）

唐学埙令人唏嘘的人生正表明：不是中国出不了福泽谕吉，而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给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任何发展机会。而福泽到晚年仍不忘向弟子们提及早年在欧洲碰到的这位中国奇才，或说不同环境下的另一个自己。

他说自己在30年前在欧洲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相约在中日两国共同引入西洋文明、兴办教育，但30多年过去了中国政府仍不思进取止步不前，让唐学埙这样的人才不能得其用。虽然中国在改革上停滞不前对日本而言是一大幸事，但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中国不可能永远停滞下去，中国若有朝一日中国政府能幡然醒悟致力于培养新型人才、兴办新式教育，并重用这些人才，中国定会崛起、震惊世界。

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能成为日本崛起的开端，而几乎同时期在中国进行的洋务运动却没能拯救中国近代的国运？这是我们在谈明治维新时始终不能释怀的问题。而福泽谕吉和唐学埙二人短暂交汇之后又差异巨大的命运或许能给我们些许答案。

参考文献：

《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70-71年）《福泽谕吉书信集》（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1-02年）

《申报》

英国报纸（Daily News,The Standard, The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