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本可靠舞台吃饭，却有比肩所有创作者的才华

2016-10-14 00:28 凤凰文化廖伟棠

导语：北京时间10月13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瑞典文学院宣布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颁奖词说：“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但诗人、评论人廖伟棠却认为，诗人，注定是鲍勃·迪伦的终极宿命。他本来可以靠舞台吃饭的，却拥有可以比肩所有幕后创作者的才华，他的名曲的歌词都可以抽离音乐单独成篇，而到了他后期创作，他的歌词甚至成为与陈旧的音乐风格构成反讽张力的魔术棒。而且，鲍勃·迪伦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反诗人，他写着与西方现代诗歌史完全不同的诗、格格不入的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一个迟到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奖，重新唤起了鲍勃·迪伦的诗人身份，更跳出过去十年的文学奖逻辑，提供了一个反思诗人何为、诗歌是否有原罪的契机。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的结果一出，不少看客和传媒都用了“竟然”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无知，其实“竟然”无错，我想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竟然到2016年才肯颁给鲍勃·迪伦。

这是一个迟到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奖，早在1963年，他创作伟大的《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专辑，此后一再反对自己，写出《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Bringing It All BackHome》和《Highway 61 Revisited》的叛逆三连作之时，他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诗歌之王。他不只影响民谣和摇滚音乐，不只影响后垮掉派的文学青年，更触动整个六十年代的亚文化、青年政治态度，成为一种立场一种清醒，面对整个时代的纷芸骤变，他说“我不需要气象预报员来告诉我天气”。

一个伟大的诗人影响自己的同代人，靠的不止是偶像式的精神感召，而更需要犀利、准确的诗句。鲍勃·迪伦难得的是，他本来可以靠舞台吃饭的，却拥有可以比肩所有幕后创作者的才华，他的名曲的歌词都可以抽离音乐单独成篇，而到了他后期创作，他的歌词甚至成为与陈旧的音乐风格构成反讽张力的魔术棒。但他始终意识到，音乐是他启动巫术的诱饵，无论民谣还是迷幻摇滚还是融合风格都是他的神秘仪式的第一步：催眠。他催眠的目的却与大多数摇滚音乐不同，他是为了让听者最终清醒，他的清醒剂，就是那些表面上是超现实主义自动书写产物的诗词。

他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反诗人。鲍勃·迪伦写着与西方现代诗歌史完全不同的诗、格格不入的诗，无论隐喻丶戏剧性和叙事方式，都和自新批评派已降的学院现代诗传统相悖。他的意象传统更接近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和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还有犹太诗人保罗·策兰，他像他们一样善于驱使那种既是封闭又是彻底开放的意象，凭高度敏感的语言直觉走进时代的黑暗之心，对于试图借助理论、学识去拆解他的人他报以白眼，只有你放开自己的执念，打开全身被时代咬噬得伤痕累累的痛，你就能感受像这样的诗的魅力：

“我听见有雷炸响一个警告

有浪咆哮要把整个世界淹掉

听见一百个鼓手双手在燃烧

听见一万个人在耳语但没人听到

听见一个人将死于饥饿，听见人们对他大笑

我听到一个在阴沟里死去的诗人的歌声

一个小丑在后巷中哭叫

而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而暴雨就要下起——”

这是鲍勃·迪伦最伟大的一首歌《暴雨将至》（中译：曹疏影），我曾评论道：“一切意象那么清晰强烈，而咆哮之语又如暴雨迅即混和了大厦将倾之声，含混而至于拥有超越时代的力量。”它拥有一首杰作的诸多素质，纠正着一个世纪而来陈腐的学院诗歌教育和民间诗歌意淫造就的种种对现代诗的错爱。一首杰作应该就是这样：没有废话、没有说教、没有卖弄，直取世界之精神乱麻的核心。它既属于它所在的时代，又属于其他的时空。就像《暴雨将至》，当年也许被解读为一首反战诗歌，现在可以解读为末日诗歌，又可以解读为日常的悲剧，“一万个人在耳语但没人听到”，那不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自娱的可悲状态吗？

这样一个诗人，注定难以有同类，误读而来的崇拜令他厌恶，所以他虽然没有像保罗.策兰那样直接中断生命，但他也毕生都在反对“上一个鲍勃·迪伦”，这也是一种诗人的革命行为。

而诗人，注定是他的终极宿命。在民谣界视他为欺师灭祖的叛徒，摇滚界视他为老朽泰斗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还给他一个公道，重新唤起了他的诗人身份。我曾戏作《Bob Dylan列传》如此：“白狄岚者，又名鲍伯·迪伦，曾歌《于风扬之》丶《狂霖即注》丶《岂如滚礌》等曲，其言志猛也，势狂狷也，世人推之为一代之巫，群兴怨之大成。岚恒厌之，改谣为滚，复弃滚就布鲁斯，人莫名其妙也。终以诗人传世，余风激荡数代，然继之无人。赞曰：其心蛊，其词绝，出入大千相，无门可立雪。”意外预言了这一点。

“言志猛，势狂狷”听起来就像一个忠实于儒家狂士传统的诗人所能为，强调的是他的诗歌介入现实又超然于现实的势头，“一代之巫”、“群兴怨之大成”点出作为具有民谣精神的诗人那种预言真相、启示众生的魔力，虽然迪伦本身不喜欢自己这样。“其心蛊，其词绝，出入大千相”则是最深处的迪伦，他炫惑于自己和世人心相的荒谬，但用最意想不到的表达方式进行一剑封喉式的言说，但这样的诗人在所谓的文学界是不可能有同道也没有后继者的，他承受的人间经验太暴烈。

其实鲍勃·迪伦本人也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几乎把自己燃烧殆尽，其后的他依靠反对自己的各种面目而绵延创作，倒也是难得。甚至到了他前几年最严肃的文学作品：自传《编年史》，他依然不按常规出牌，“编年史”的命名客观地把主题定在时间而非故事上，他采取的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般的笔法，随意漫游、左右逢源，突出哪些貌似无历史意义的瞬间，隐藏那些读者期待的重要时刻……这种狡黠也源自他作为诗人的自我意识：那就是不屈从于所谓的潮流、亮点，只忠于自我对世界的赤裸感受，忠于真实。

据说今天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尚未通知鲍勃·迪伦，我们无从想象这个怪老头的反应，我不指望他会像萨特那样高姿态地拒绝这种“官方荣誉”，毕竟他是一个老江湖——褒义，是见惯风浪而不是避惯风浪者。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奖的意义远远大于对他自己的意义，他的人生在最后阶段又获得了一项足以给他自我讽刺好几年的桂冠，对于我们诗人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却是一个反思诗人何为、诗歌是否有原罪的契机——比如说最直接的一条问题就是，鲍勃·迪伦的诗都有上百万千万的读者，那么诗的大众性是否还应该被现代诗所鄙夷拒斥呢？又及，诗人如鲍勃·迪伦，是否拥有反对自己的诗的权力？这些，都是过去十年的文学奖逻辑中，未曾想过的。

廖伟棠，香港作家，现代派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